据各种资料分析，当时的叶县县治地址就在现在的县衙一带，中轴线在现在的县衙东侧。

　　据《河南通志》载，现在保存下来的叶县县衙始建于明代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县衙大门下原有明代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8年)时任叶县县令王者佐修葺县衙的二堂碑记，但这个石碑于“文化大革命”时被毁。明嘉靖《叶县志·公署》中，对叶县县衙的方位、主要建筑设施，都有详细的记述：叶县治，在城内东。正堂、幕厅、架阁库在堂西，库楼在幕厅前，诸吏房在堂前左右。戒石亭在仪门内，鼓楼在仪门外，衙神庙在鼓楼内，东銮架库在鼓楼内西。知县宅在堂北，县丞宅在堂东，主簿宅在知县宅东，典史宅在仪门东。吏舍二区：一在典史宅南，一在狱南。狱房在堂西南，厩房在堂西北。申明亭在门外东，旌善亭在门外西。这种建筑格局虽然屡有调整，但总体布局基本无太大变化。

　　几百年来，叶县县衙屡经战火、兵灾，历任职官也不得不经常增修或重建部分设施。

　　县衙的最近一次大修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97年，是年9月，有关部门专门在郑州主持召开了叶县县衙修复工作论证会。与会的20多位古建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古代各级官署衙门超过20000座，但目前残存的只有7处，其中县衙仅有3处，叶县县衙在建筑年代、现存规模、古建完好程度等方面均居全国同类建筑前列，是研究封建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县级政权机构的重要实物依据。

　　1997年12月8日，抢修叶县县衙第一期工程正式开工。1999年10月，主体工程修复完毕，并局部对外开放。

　　应该说，这最后一次的修复，保住了叶县县衙，也留住了叶县县衙特别的文化。

　　匾额佐证一代历史

　　和存留于世的其他县衙一样，叶县县衙有门必有联，逢屋必有匾。

　　但与其他县衙不一样，叶县县衙的匾额、楹联其实就是叶县县衙的人文历史，代表着叶县县衙的古往今来。

　　这些楹联有的抒发为官者的豪情壮志，有的阐述治国安民的道理。后人统称这些置挂在官署衙门前的楹联、匾额为官箴戒约，成为衙门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以规劝告诫为主。官箴是封建社会对官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所作的规诫。官箴的形式很多，如皇帝对大臣的训诫、官府的戒石铭、行署衙门里挂着的戒匾、官员的自箴等。

　　叶县县衙的戒石铭，是县衙内唯一一座碑式官箴。碑高2.1米、宽1.28米，厚20厘米。1997年7月叶县修复县衙清理地基时发现大堂前甬道正中有碑座，经考证为戒石碑。明嘉靖《叶县志·公署》有“戒石亭在仪门内”的记载，而修复的叶县县衙正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所建，作为明代县衙，戒石亭在甬道正中，与史实记载吻合。

　　“戒石铭”碑正面书“公生明”三个大字，碑背面则是由北宋著名书法家、曾任叶县县尉的黄庭坚书写的官箴，内容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但这样的为官警句，却来自后蜀主孟昶，他自己“骄奢淫逸”，却立志整饬吏治，于是在广政四年(公元941年)亲撰《令箴》24句：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这个一千多年前的廉政公告，如今就存放在成都永陵墓博物馆里，成为千古以来政治的警戒。

　　按史书记载，立戒石铭始于宋代，由宋太祖赵匡胤首倡。宋王朝建立后，他总结后蜀不战而败的历史教训，取后蜀主孟昶《戒谕辞》中四句，令全国各级官员作为诫谕。宋哲宗也曾御书《戒石铭》赐郡国。到了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六月，宋高宗颁黄庭坚所书写的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于座右，以为晨夕之戒。从此，黄书《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大衙，流传日广，成为官场上的名言警句。元、明、清未有更易，但形式上有所变化。宋人将《戒石铭》碑置于座右，明人则置之甬道，并在碑阳镌“戒石”两个大字，到了清代前期，又将《戒石铭》以碑亭形式移置于大堂正中甬道，“戒石”二字也被“公生明”三字所取代，后又将立石改为牌坊，仍照石刻字样书写铭文。《戒石铭》的设置，有取古人“刻于盘盂，勤于几杖，居有常念动无过事”之意，是封建皇帝对地方官员申明约束，使其感激自励，远罪迁善的一种手段。立于大堂前，使署内人员于出入之间，特别是审理案件时举目可望，以达到时时自省的效果。但实际上，这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碑刻，只是一纸空文，挡不住一些官员对利益的强烈欲望，虽然历代有杖责、流放、枭首甚至剥皮等对贪赃枉法者的处罚，可贪赃枉法者依然不少。很多人眼中看的是戒石铭，但心中想的却是声色犬马。

　　与“公生明”相对应，大堂卷棚的匾额上，赫然书写着清末才子于右任手书的“天地正气”。

　　而大堂的匾额也不示弱，悬挂着“明镜高悬”。

　　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载：咸阳宫有方镜，人有疾病用来照之能知病之所在。人有邪心，一照能洞察。秦始皇常以此镜照宫人，杀有异心者。衙署大堂高挂此匾可谓官吏用心良苦，一则标榜为官者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明察洞识；二则警示为官者，审理案件一定要做到明察秋毫。

　　在二堂屏门上方有金字大匾“清慎勤”。

　　“清慎勤”出自宋代吕本中，此为明洪武皇帝朱元璋亲笔御书，敕令悬挂于全国各府、州、县。为的是匾联互为映衬，时刻警示衙署工作人员，为公应清廉勤勉。此外，还有“清慎勤”出自清康熙皇帝御书一说。

　　有了明镜高悬、清慎勤，自然就有了三堂匾额“清如镜水”。

　　但这匾额，能照出官员的外在，却很难让他们言行合一。一些官员在这样的匾额下看似清正廉明，也表现出爱民如子、不徇私枉法，但背地里却做着见不得人的交易。

　　衙门楹联用以明志

　　楹联是一种文化，但搁在县衙里，就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文化，一种政治文化。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和倡导发扬中国文化，楹联艺术是其中一项，他还亲自操刀，开一代风气，对明代乃至其后楹联发展有很大作用，被称为“对联天子”。衙门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跟风楹联。但其自身的特点，又使衙门楹联有着自己的特色。

　　无论做得怎样，无论如何贪赃枉法，表面上，古代官员是十分重视在百姓中的口碑的，贪了也喜欢落个“廉洁奉公”的美名。如何获得这样的美誉？借助楹联这种独特的文化来表白自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晏子春秋·杂下》中指出，廉洁是当官执政的根本大事，“居官之所恃者在廉”，由于历朝重视，清正廉洁逐渐演变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并作为道德范畴为人们广泛接受。统治者为达到安邦兴国的目的，都十分重视这样一种道德文化教化人的功能。而作为官员，百姓的父母官，自然有表率的作用，所谓“大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衙门文化位列其中，以“官箴戒约”的形式，悬挂张贴，或警示，或自勉，成为庞大社会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叶县县衙大门楹联为“天听民听天视民视，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为欧阳霖所做。

　　当时欧阳霖做这副对联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既然做了百姓的父母官，就要关心百姓痛痒疾苦，就要光明磊落，敢负责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应该说，欧阳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按叶县有关记载，欧阳霖在任六年，办义学、修县署、定八景、纂县志，为叶县做了不少好事。

　　卷棚中间的楹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卷棚两梢间的楹联为：山色壮金银唯以不贪为宝；江流环铁石居然众志成城。

　　好官的标准是什么？说到底，不贪，大公无私，能够想百姓所想，这是最起码的标准。官要不贪，百姓之福。这里面有个典故，出自《左传》：“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如果我把宝收下了，你也失去了宝，我也失去了宝。’”

　　作为高级别官衔的标准，卷棚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为官者引以为荣的资本，在叶县县衙悬挂这样的楹联，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实际上是在提醒，不管官做得再高，也要严于律己，亲民爱民。唯其如此，才能拉近“官”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大堂楹联“我如卖法脑涂地，尔敢欺心头有天”，对着的是跪石。这样设置，用心明显：一方面申明为官者严格执法、主持公道，若不是这样，愿意接受一切处罚；另一方面则告诫涉案人员要遵守法纪，实话实说，否则天理难容。肝脑涂地，语出汉代刘向《说苑·复恩》：“臣终不敢以隐蔽之主意而不显报让也，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湔敌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