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来说，若以当官论，古代官员的工资并不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官员提出一个要求——遵纪守法，那就是自律，也就是说，要“讲政治”。

　　叶县县衙独我的建筑

　　在叶县县衙西侧的副线上，专门设有官员反思与自省的场所，它们就是虚受堂、思补斋。在如今存留于世的县衙中，这样的建筑也仅此一处。

　　虚受堂面南三间，上面是青碧彩绘装饰，看上去很是典雅质朴。三面有围墙，独立成院，院内有腊梅、紫荆等花草，用以点缀思过反省的心情，很是恰当。

　　由名字你可以看出，虚受堂是知县受到朝廷或上峰嘉奖后，面对荣誉，思忖是否问心无愧，鞭策、激励自己不要虚受了功名，要再接再厉，报效朝廷。

　　出虚受堂向北，便进入另一个庭院“思补斋”。

　　思补斋位于虚受堂后的同一轴线上，和虚受堂建筑功能相仿，斋房面南三间，东西院墙与虚受堂后墙组成一个封闭的庭院。按照建筑的布局，人们推测，思补斋是知县反省自身工作失误、查找工作差距和不足的场所。

　　人岂能无过？县令又不都是圣人，虽然坐在高高的大堂上，与跪在脚下的百姓心理距离数以千万里计，但他毕竟也生活在世，利诱、金钱、物质就像流动的河，天天在他眼前流淌，保不准哪一天会跳下去。思补斋就是为出差错的官员设置的。但说到底这也是个摆设，是君子坐在大堂之上，照样会自省其身；是小人，即便在牢狱之中，也不思悔改。思补斋实际上是有修为的官员为自己的无意过失设置的反省的地方。

　　县衙内设思补斋、虚受堂是明代特有的规制还是哪个知县的心血来潮之作？查找有关明代典籍，直到现在也没查到依据，即使在叶县的有关史料上，记载也很少。

　　在古代，对错案、错举追究十分严厉，一个案件若被错判造成严重后果，或延迟审期三次以上，就要受到撤职的处分。看来设虚受堂、思补斋这样的建筑的县令，必定是有些浪漫有些善良本性的理想主义者。

　　“有这样功能的建筑，目前在我国现存同类建筑中已绝无仅有。它是我国古代官员进行自我监督的一个重要实物依据。至少说明在古代，不仅靠国家建立法规在客观上约束官员的言行，也倡导官员主观上的自省和觉悟。”叶县县委宣传部王华召副部长说。

　　据叶县清同治辛未《叶县志·廨宇》：同治八年，知县欧阳霖主建。由大堂折而西，为虚受堂三间，西群房七间，堂后有甬道，其北为思补斋三间，中有复室。由知县何鼐修复。同时，根据县志“经明季兵燹，故零落不完全”及后任知县增修的记载，虚受堂、思补斋明代就建有。

　　叶县县衙里还有一个大仙祠，也是只有叶县一家才有的。

　　大仙祠在县衙西侧副线的最后面，祠堂坐东向西，面阔三间，南北各有三间厢房，独院。是知县为防印信盗失而专门供奉守印大仙——狐仙的场所。狐仙就是狐狸仙，民间传说狐狸能修炼成精，化为人形。狐狸性情狡猾，被盗贼供为上神，县令供奉狐仙的意思，就是防范盗贼，既然盗贼都害怕狐仙，由狐仙镇守印信，必然不敢有盗贼轻易来盗取。

　　在县衙建筑的最后面，就是后花园了。知县及衙署内公务人员处理完公务后，通常会到景色宜人、环境静雅的后花园里稍事休息。叶县县衙的后花园占地3000余平方米。水与亭、花与草、竹与树相映成趣。园内湖水潋滟，两座仿汉白玉拱桥轻盈飞架湖面，远望如长虹卧波。仿古六角亭红柱彩顶，伫立水中央。湖中观赏鱼不时跃出水面嬉戏，间或结伴在清澈的湖水中徜徉，悠闲自得。小巧的湖心岛上，一座假山突兀而起，一径细泉在石缝中缓缓流淌。人工湖四周竹梅俏立，花香浮动。真个是花园小径，兰花飘香，一派江南山水风光。后花园成为庄严肃穆的县衙建筑群中独特的风景。古人讲究一张一弛之道，由此可知。

　　回避制度约束官员

　　说到底，虚受堂和思补斋，是为原本就相对廉洁、有一定修养的官员设的，这种反省和思过，一定程度上需要的是官员的自觉。实际上，为了不让官员违规违纪，古代对于官员也有制度的约束。

　　官员回避制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古代任官制度中一种非常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

　　回避制度的雏形来源于东汉初选任地方官吏的一种限制办法，为防止地方势力结党营私，而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即“三互法”。后代沿革，逐渐形成较完备的官员回避制度。回避制度一般有：乡土回避、师生回避、职务回避、亲属回避、刑事审判回避。

　　乡土回避，入流官员不得在本籍和亲籍做官，有的甚至对回避距离也做了规定。隋代规定，凡县级长官之副也必须实行乡土回避，即县丞、县尉；而其下属，因为吏员不是入流官，所以不用回避。唐代规定不许在本地及邻县为官。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规定：“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30驿。”古代30里一驿，30驿即为900里。其回避范围是府、州、军、监。明代地区回避由州府改为省。到清代，除规定“本省不能做本省的官，即使不同省而离原籍在五百里以内的，也必须回避”。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甚至规定五百里以“捷径小路”计算，应回避而隐瞒的要受处分，比以前朝代要求更严，从清康熙《叶县志·职官》记载的情况看，地理回避主要是对正印官及佐官而言，对教谕、训导的地理回避要求就不甚严。以叶县为例，任职者大多为邻县人，如明朝叶县训导杨三纲，为延津人，清朝训导马彦儒，为汝州人。

　　师生回避，从唐代开始有此规定，如在科举中，与主考官有故旧关系的考生也要像主考官亲戚一样进行“别头试”。清代师生较明代回避更严厉，规定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师生关系，在以后任职中都要回避。

　　职务回避，是对上述两种制度的补充，各个朝代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明令：“要官儿子，年少未经事者，不得做县官亲民。”宋代规定，不许地方长官在某一地方长期任职，也不许中央的官员长期担任某一职务。清代则规定京官三品以上，外省总督、巡抚以上大吏子弟，不得充任御史，以防利用职权相互指责、弹劾，或泄露机密、操纵监察。

　　亲属回避，即亲属不能在同一省(地区)或同一府县做官。魏晋南北朝时亲属范围由最初的姻亲关系扩大到一般亲属，由地方官扩大到中央官员。明成祖以后，在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宗室不能做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只封爵供养。

　　刑事审判回避要求，凡官吏与诉讼人有服亲(指宗亲族关系没过五代)及姻亲、师生或有仇隙关系的，均需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