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远方的风,吹拂着南阳盆地的沃野,流动在树梢、禾苗和野草上。
唐河井楼方家寨西南,平畴一望无际。村民方平昌领着我们,沿着窄窄的田埂,穿行在田地中。
几个土堆被野生的藤蔓完全覆盖,方平昌走上前,奋力将藤蔓拨开,让一座小坟及墓碑显露在我们的视线中。
长眠于此的人,名叫方镇中。上个世纪前半叶,唐河县涌现了诸多乡贤,方镇中即其中之一,他留学法国六年,回国后先后任香港工商日报总编辑、少将教官、河南大学教授等职。
隔着半个世纪的沧桑,方镇中其人其事早已湮没无闻。记者知道这个名字,是从《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一书中。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几位编委平均年龄高达87岁。他们都是河南大学播迁苏州时期的学生,为了澄清母校那段特殊的历史,抒发郁结于心的情绪,他们在耄耋之年拿起笔,写下对青春岁月的回忆。
在老校友的回忆中,方镇中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名字。当时,河大数千师生即将断粮,方镇中受命而出,历经艰辛,通过留法同学借到粮食,稳定了人心;校长辞职,继任的“三人小组”辞职,河大随时可能溃散,方镇中被师生员工推选为校委会主任,与同仁一起整顿校务,提振人心,力助河大度过那段困顿的日子,并最终将学校整建制,带回中原。
众所周知,当时河大是河南省唯一的大学,是后来河大、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现已并入郑州大学)等高校共同的母体。保全河大,对河南高等教育的存续意义重大,而长眠于唐河井楼方家寨的这个人,有不可忘却的功德。
退役少将结缘河大
1946年12月,方镇中进入河南大学任教。他曾留学法国六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但在抗战胜利后,却决意远离政界,以教书为业。命运安排他在这个时候与河大结缘,似乎注定要赋予他一项重要的使命。
抗战时期,方镇中是国民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少将教官(简称“战干四团”)。说起来,抗战时的“战干团”大有来头,这是国民党开设的大型政治、军事训练机构,共设四个团,团长均由蒋介石担任,当时曾有“北伐靠黄埔,抗战靠战干团”之说。
战干四团设于西安,实际上由胡宗南负责,是四个团里规模最大的一个。八年抗战中,该团共培养学员四万人,约占战干团毕业总数的一半。
方镇中是一个爱国感情强烈的人。1932年,他从法国学成归国时,清华、北大都曾邀请他出任教授,但他热衷于办报,接受了香港工商日报的聘约,出任总编辑,希望借办报,宣传激励全民族共同抗日。
接任总编辑之后,方镇中即发表社论,提倡全国人民、部分党派共同抗日,声言谁阻挠抗日将为人民所共弃。此后的香港工商日报倡言抗日,特色鲜明,顺应当时民情民意,销量大增。抗日名将蔡廷锴曾专门为该报题词。但因时常对蒋介石有攻击、指责之辞,这份报纸遭到各种压制,老板何东迫于压力,多次对方镇中表示不满,办报不足一年,方镇中就被迫辞职。随后曾在安徽大学任教。
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合作抗战成为现实,方镇中接受留法同学万锡九邀请,前往中央军官学校任教,随后奉调出任战干四团上校政治教官。1942年,他被任命为该团政治部副总教官,少将军衔,负责全团政治教学。
抗战胜利后,战干团宣布解散。战干四团所余四五百名学员全部改学会计,由方镇中等人送到毕业。1946年5月,这批学员毕业,胡宗南约见方镇中,表示了对他很看重,极力挽留他在手下任职。但方镇中已决意离开政界,自谋职业,找一份教书或编译的工作。
回到家乡河南后,他曾经的顶头上司范汉杰,正以国防部次长的身份任郑州指挥所主任,两人见面,范汉杰有意让他出任安阳专员,也被他当面拒绝了。
1946年12月,经留法同学赵冠五牵线,方镇中认识了教育部次长、曾任河大校长的田培霖,田即为河大招揽人才,力荐他在河大任职。
方镇中到河大的本意,是想过平静的教书生活,但一年多之后,天下风云变幻,开封战火连绵,河大被迫南迁苏州。
河大在苏州陷入困境
方镇中一家,是1948年9月上旬启程前往苏州的,他大约是河大最后一批南迁苏州的教授。
走得晚,不是因为不想走,而是实在走不了。
1948年6月21日,经过四天激战,开封第一次解放。但随后,国民党飞机持续大规模轰炸,传言要“三天炸平开封城”。在混乱之中,第一批师生踏上南迁之路。当时方镇中的妻子身怀六甲,不能远行,一家人不得不跑到城外暂避战火。
解放军战略撤退后,国民党重新占领开封,南京教育部的命令随即传来:9月1号不到苏州报到的师生,一律除名,停发工资和学生公费金。留在开封的师生渐渐南下,而方镇中的妻子于8月17日分娩,仍是无法动身,一直等到9月上旬,一家人才踏上南下之路。
尽管到得晚,学校对方镇中一家还是很关照,为他们预留了不错的住房,这让方镇中十分感动。
初到苏州时,虽有诸多曲折,但经各方努力,河大3000多名师生很快安顿下来。
抗战胜利后的两三年,是河大空前的好时光。学校结束了八年的流亡,回到开封校区,1946年,教育部任命著名历史学家姚从吾为河大校长,姚教授从北大南下,带来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广揽人才,兼容并蓄,让饱经离乱的河大,呈现兴旺气象。学校发展到六个院十七个系,还有产校、护校、附属中学等附属学校,拥有学生3000多人。对于当时的苏州来说,安顿这么多人并非易事。
姚从吾东奔西走,通过教育部、江苏教育厅,获得了苏州各界的大力支持,寻觅到沧浪亭河南会馆、通和坊湖南会馆、顾家祠堂、怡园等六处校舍。
随后,学校又在苏州、南京、上海等地聘请师资,著名学者钱穆、郭绍虞都是在此时出任了河大教授。对于那一代学子来说,钱穆教授主讲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郭绍虞教授主讲的《中国文化批评史》,蒋吟秋教授的《目录学》都是令人大开眼界的课程,大师们娓娓道来,纵横驰骋,妙趣横生,那渊博的知识、透彻的分析能力,让他们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学校从上海、北平购置的图书,以及教育部配备的器材仪器,也先后运抵苏州,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当年的法律系大四学生林福五回忆说,方镇中到苏州不久,即被任命为法学院代理院长,负责安排全院课程和聘请兼课教授,他除担任政治学、国际法课程之外,还经常邀请国内著名教授和学者前来法学院做学术讲座,比如冯友兰、郭绍虞、姚雪垠等,都在法学院做过演讲,“方院长自始至终都陪同在讲堂上。”
1948年9月下旬,冯友兰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听闻河大在苏州,即前往拜访,应邀在法学院、文学院等处演讲,这也成为那一代河大学子记忆中的亮色。
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底以后,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南京教育部想让河大南迁到广州,被河大师生拒绝。此后,教育经费和薪水拖欠日益严重,校长姚从吾辞职南下,河大日渐陷入困境。数千师生衣食无着,学校随时可能瓦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较广泛人脉关系的方镇中,成为师生和衷共济、摆脱困境的希望。(原标题:拒绝做官唯愿教书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