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风中，记者默默注视着一座青石圈起的大墓冢，久久不愿离去。遥远的传说时代有太多的未解之谜，但千百年来，人们无疑已经将这里当作中国文化重要的根脉表达尊敬与感恩之心。

　　仓颉陵及仓颉庙占地30多亩，主要建筑有仰圣门、朝天门、万古一人殿、碑亭、六书殿、字圣坊、造书台、藏甲楼、碑林等。在两省交界的偏僻所在，建筑规模堪称宏大。

　　庙内的石刻和牌匾上，没有太华丽的词语，似乎面对这位“斯文鼻祖”，古今的文人中没谁好意思“弄斧到班门”，在“字圣”面前炫耀自己的文采。而面对这样真正勋塞天地的人物，仅把内心的赞颂脱口而出，却也浑然成不凡气度。澶渊之盟后，北宋名臣寇准专程祭拜仓颉庙，留下的字迹是：“盘古斯文地，开天圣人家。”明代名臣李养正写得更简练：“三教之祖，万圣之宗。”还有人把“字圣”和盘古并称：“盘古开天劈混浊，仓颉造字别蒙昧。”

　　尽管如今的学术界有争议，尽管汉字的发展和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没人可以否认一个既成事实：仓颉已被历代奉为汉字的发明者。

　　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其他古老文字，早已失去了记录语言的功能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例如古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象形文字等等。只有汉字从古代一直沿用至今，而且在人类进入新千年后，显示出日益强健的生命力。仓颉这个名字，也将伴随着汉字“不废江河万古流”。

　　“让你知道仓子爷的厉害”

　　“大名府知府向胤贤捐银10两，未给。”南乐文化局工作人员任艳兵为记者做讲解时，走到一座高大的方碑跟前，笑嘻嘻地顺手折了棵枯黄的蒿草，指着碑阴高处刻的小字给我看。那是当时官绅捐银的记录，当时南乐县归属大名府管辖，不知是谁如此大胆，敢在知府大人的名字后面刻上“未给”字样？

　　仓颉庙古碑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座高大的方碑。一般的碑都是扁的，这两座却很另类：又宽又厚，方方正正，看上去很“壮实”。大方碑位于一个数米深的水泥砌的池子中。南乐人说，这是明代天启年间立的碑，300多年的时间被淤埋了近一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想砸了这碑，亏得这碑厚实，又有近一半埋在土中，红卫兵费了半天劲儿也没毁掉。前些年挖去了方碑周围的土，形成了这个池子，把碑整个展示出来。

　　两座方碑东西相峙，俨如双阙，宽、厚均约70厘米。正面分别刻着“三教之祖”、“万圣之宗”，是明代天启年间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李养正的手笔。碑侧刻有“重修史皇仓夫子文庙重门记”，由当时的吏部尚书崔景荣撰文，工部尚书李从心书丹。文中将仓颉列为孔子前的圣人，大加称赞。

　　任艳兵说，这两座方方正正的石碑，后面却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明朝天启年间，仓颉庙房屋倾颓，朝廷大员李从心、李养正等人倡议重修，地方百姓踊跃捐资，大名知府向胤贤为人吝啬，但为了讨好李从心等人，声言捐银10两，大名府属下10多县的县令也跟着声言各捐5两，但银子却迟迟未给。

　　南乐知县叶廷秀主持重修，并刻碑记事。碑成后向知府催要银两，谁知向胤贤一文不给，各县知县听说此事，给了不是不给也不是，于是每人只捐了一两。叶廷秀是个幽默而耿直的人，心想我这碑都给你刻上了，你说了不算？这可是给仓子爷修庙，别以为你耍赖了没人知道，我让你知道知道仓子爷造的字有多厉害！

　　于是他令工匠在向胤贤的名字后加了两个字：“未给”，各县知县名后均加了四个字：“只给一两”，而在他自己的名字后也加了几个字：“足数色（捐出的银子数量和成色都够）”。

　　后来向胤贤和各县知县知道了这事，心中恨死了叶廷秀，可谁也不敢追问，只有吃个哑巴亏拉倒。再后来到仓颉庙的人，看到这几行字，没有不发笑的。

　　南乐人都很喜欢谈论叶廷秀，认为他是个性情中人，也是个可爱的好官，在南乐流传着他很多故事。他们说，“要搁现在，领导不掏那还不自己垫了？哪敢去催要？更有谁敢像叶廷秀这样？”

　　叶廷秀是濮阳范县人，幼年家贫，曾随母亲在南乐要饭。为官时清廉正直，后来官至监察御使。清兵入关后，他在范县加入抗清义军，担任军师，兵败被俘，英勇就义。

　　叶廷秀主持修建的仓颉庙，在大地上屹立了340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拆毁。

　　汉字与民族自信心

　　在中国古代，充满文化自信的中国人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汉字的生存价值会被怀疑。但这种怀疑真的发生了，并且声势浩大，几成定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呼声在中国不断高涨。“难读难认”的汉字一时之间成了众矢之的，甚至到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地步。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即汉字)为谐声(即拼音文字)”；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地改用拉丁字母了”；钱玄同则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而结论似乎是汉字已经过时，必须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于是，汉字改革在半殖民地或后殖民主义的“呼声”中沉重地开始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人因汉字难以输入电脑而判定汉字与电子信息时代无缘。

　　杨振宁先生前些年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说：“世界的变化如此巨大，而一百六十年间中华民族的历史才是真正翻天覆地的历史。一百六十年的前一半，是一个曾有辉煌文化的、富有自信心的民族的悲惨沉沦史——从泱泱大国、天之骄子，沦为任人宰割、民不聊生的次殖民地。比受到外国人欺凌与鄙视更可怕的，是中华民族自己彻底丧失了自信心。‘种族退化论’与‘废除汉字论’更是百分之百没有自信心才会萌生的说法。”

　　有学者对这种说法并不完全认同。他们认为，中华民族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充满文化自卑，这是事实。但那些文字改革者并不都是对自己的民族“百分之百没有自信心”，他们的心态大概是急切地希望找到强国之道，来不及深入探究汉字对中国文化的重要。

　　汉字最大的优势在于具有超时空性。

　　汉字的超时间性就在于古今可通，两千年前文献中的汉字，我们今天照样认识。虽然汉字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古今汉字结构方式、结构体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今天的我们看起来并没有太多障碍。而１００年前的拼音文字，今天一般人就很难读懂，只有专家才能知道其意义，因为拼音文字要随词语读音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拼写。如果汉字全部拼音化、拉丁化了，中国所有的古籍将在五十年内不再有人懂，文献将成为天书，只有从事语言和文献研究的专家能读。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只消一代两代人就会因无人认识而失传，几千年文化仅在文字的断代中就成为无根的文化。

　　汉字的超空间性，就是具有特殊的沟通方言的作用。中国各地方言差别很大，河南人听粤语、闽南语等如同听外语，可大家写出来的都是方块字，成为共通的中介语。数千年来汉字凝聚了在广大地域生存的中华民族，促成了文化上的高度认同。如果汉字拼音化，这种凝聚作用将不复存在。所以王蒙先生认为，独特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而汉字则是中国文化的基石。

　　随着电脑技术的进步，汉字被证明更适合信息化时代的需要。

　　南乐重修仓颉庙

　　叶廷秀主持修建的仓颉庙存在了３４０年，在被红卫兵拆毁后的３４年，又在南乐大地上得以重建。

　　事实上，仓颉庙原有的建筑构件和古代石碑，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就得到了保护。

　　1981年，在南乐文化馆做文物工作的史国强，发现吴村一个水渠的出水口铺着块石头，竟然是明代弘治年间的仓颉古遗像碑。他叫自己的妹夫用架子车把石碑拉到了县文化馆，并给了妹夫30元钱，让他买砖将水渠再铺好。随后，更多的石碑和建筑构件被保护了起来。

　　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南乐县开始着手修复仓颉陵及仓颉庙，至２０００年修复工作全部完工，规模宏大的仓颉庙和石兽护卫的仓颉陵再次矗立在大地上。那些雕刻精美的古代石碑、石兽和建筑构件，被人们从各个角落找出来用上了，让新建筑有了点儿古旧的韵味。

　　从南乐人的言谈举止中，记者分明感觉到了他们因拥有仓颉陵、仓颉庙所产生的那份自豪和荣耀。的确，这样的遗迹让南乐的历史光彩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