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玉喻德

  

    玉文化的内涵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中国田径运动员准备参加一场国际比赛，临出国回老家与母亲话别。她们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得知女儿要出国参加参加大赛，她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布包。这个布包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着，母亲一层一层地打开，最后露出一块玉珮，从色泽上看，是一块年代久远的古玉。母亲郑重其事地把这块玉交给女儿说，要参加比赛了，戴了它吧。这是你爷爷留下来的传家宝。女儿戴着这块宝玉出国参加了比赛，结果取得了好成绩。回国后，有记者采访她，问她为什么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她向记表出示了这块玉珮说，它是我的动力之一。这个故事没有什么玄妙的，它没有迷信色彩，而是用一个朴素的道理讲述了玉文化与体育运动的联系，一、玉是信念期待和希望祝愿的载体，凝结着母亲对女儿的祝福。二、玉是思想、品质、德性的化身，这个运动员戴上它参赛，自然会产生内在动力。三、玉的凝重、温润会使运动员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平和，不浮不躁，用一种平常心去对待比赛的过程和比赛的成绩。

    玉文化的内涵需要细细品味，像在嘴里含一枚槟榔，一点一点地咂摸才解其中的味道。中国是崇尚玉文化的国家，采玉相琢玉以及给玉定制由来已久，据中国最早的一部有编年史的史书《史记》记载，黄帝时以玉为器已相当普遍。黄帝是中国古代“三皇五帝”之一，其生活的年代约在公元前期2550年到达2500年，距离今天有4500多年，可见中国玉文化之悠久。到公元前期2140年以后的夏商周时代，玉的用途更加普及，一至天子下到庶民，“未有身不佩玉着”，“国家重典、社会礼文，未有不以玉伐之玉”。尤其是周代，夏商两代以清铜器为国宝，而周代视玉重于铜，比如周代的君主规定祭祠必须用玉器，安全的餐用器可以用铜器，这一点可以从出土的两周时代古玉器和青铜器上得到印证。两周时代不仅大量使用玉器，而且把玉作为德的象征，以玉德来看当时人们尊崇的仁、义、礼、智、忠、信的化身。君子要想证明自已的品行端正，必以佩玉来证明。《诗经》中有：“乃生男子，载弄之璋”。《玉藻》中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为什么如此重视玉呢？因为玉的温润缜怒与人们处世的周旋进退相吻合，这种把玉人性化和人格化的理解，恰恰是玉文化重要内涵。两周时代“用玉之广，视玉之尊，选玉之严，治玉之精，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到了明清时代，重玉之风再起，治玉之人甚多，这与明朝两年和清朝的康乾盛世有关。由于天下太平，国富民安，国家开始大力恢复几千年前的传统文化，所以玉文化受到国人的重视。乾隆皇上本人就酷爱玉文化，尽管他热爱玉文化更偏重于玉器本身，与周代的天子有所不同，但是正由于皇帝嗜玉如命，使周、汉、宋、明的玉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红楼梦》是产生于中国清代康熙年间的一部伟大文学著作，由于它涉及的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范围相当广泛，被后人称为清中叶的社会“百科全书”，在这部书中，可以看到玉文化的影响。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名字就含有玉，而他们的性格、人品、无不有玉文化的影响，由此可知玉文化在清代的普及程度。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中国的当今社会生活之中。

  

    二、 玉文化与北京的人文

  

    今年是北京建都市850周年，也是“北京”这一名称的确定600周年。公元老派1153年，金朝的海陵王完颜亮下话迁都燕京，改燕系为中都，定为园都。从此北京这地界作为中国的首都历经金代后中都、元代的大都、明代的北京、清代的京师，民国时期的北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850年，经历了“六朝”。

    研究北京的历史和人文，不难发现玉文化在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大家知道北京有个北海公司，它连同中海和南海，形成“一池三山”之格局，是我国古代传统中东海三仙山的寓意。北海在辽代的南京（即现在的北京）叫海子，金代改称琼华岛，北海的水面叫严华潭。元代扩建琼华岛，改名万岁山。又叫万寿山、渎山，并以此为中心建造了大都城，明代叫西苑，清代叫白塔山，1925年8月群为公园。北海公园有个团城，团城的承光殿前庭院中，有一座引人注目蓝顶白玉亭，它就是有名的玉龛亭，亭中的玉龛由一块整玉雕成，高70厘米，直径135厘米，重约3500公斤，外壁上刻有海兽龙出海入涛。腾出穿雾的生动形象，是随其玉石的自然纹理雕琢而成，这件作品也叫渎山大玉海。专供元代的皇上忽必烈欢宴群臣饮之用，盛酒的玉瓮，如此之在，雕琢如此之精，世所罕见。是北京玉器的珍宝，充分显示了元代北京的琢玉匠人的高超工艺，反映了元代的北京人对玉文化的重视。

    在北京的老一辈玉师中，广泛流传着邱处机教民间工匠治玉的故事，邱处机，道号长春，是金元时代的道士，相传他在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游历时，学会了琢玉的技术，回到北京，便设玉作传授技艺，所以邱长春被北京玉器行的人等为祖师爷，老北京在琉璃厂小沙土园设有“北京玉器同行长春会馆”，每年，玉器业同行社到此拜祖师爷邱长春。

    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手工艺百业迅速发展，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云集京城，使北京的玉器生产进入了历史鼎盛时期，到了清代，皇室设有造办处，专门有“玉作”，为皇家琢玉。这些玉用的琢玉工匠，来自全国各地，使玉料的品种、数量之多，作品式样之繁，相玉水平之高以及琢玉的技艺之精湛，都达到了空间的境界，清代北京的玉器品类，几乎遍及生活各个角落，如我们在故宫能见到的青白
玉“大禹治水图”，高3米多，径围约1米，重达5000公斤，这件作品堪称“国宝”。

    建国以后，北京的玉器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原来的小作坊，发展到有上千人规模的玉器厂，目前，北京的玉器生产厂家有几十个，包括个体玉器加工点，约有近万人在从事玉器加工和商贸活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玉文化的普及，玉器已由过去皇家和贵族佩戴和把玩的专刊品变为大众的普通饰品和摆件，佩玉已成一种时尚，而收藏玉器也作为一种文化。

    受中国古代封建思想的影响，国家和社会只重读书和士子，“唯有读书高，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人的名字可传世，像知玉相玉的高手名师，往往被视为“下九流”，所以古代传下来的玉器，往往不知出自谁手，古代治玉的能人，只传下来一位明代的陆子刚，而他之所以能传名，也不只是因为他是治玉高手，而是性格之怪。比如史书上说他治玉，在选玉时稍有微瑕，便弃之不用。为此得罪了当局等等。真正把琢玉工匠当回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玉人们作了国家的主人，其社会地位有了质的变化，国家和社会不但承认他们的技艺，而且把一些名师评为工艺美术大师，这不只是一种荣誉，而且是一种与大学教授比眉的职称。受到人们的尊重。北京的玉器行素有盛名的谣秉衡、何荣、刘德盈、王树森、张云和，由于技艺独特，衩誉为“四怪一魔”。他们的作品不但在国际国内获过奖，而且被博物馆所珍藏。

  

    三、 北京的玉文化与对外文化交流

  

    中国的玉器很早就受到中亚和欧州国家的重视，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对外贸易的商道，因为中国的丝织品在当时享誉国际，一些国家把中国叫“丝国”，这条通往中亚、铜器、器、冶铁术、建筑术等以外也包括玉器。

    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今南洋和印度洋），先后历时28年，途经30多个国家，每次船队都带有大量的瓷器、铜器、金器、玉器、绢帛等物品。这些对外交往，使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玉器文化有了认识，其中，一些国外的名贵玉料也开始引入中国，据清宫造办处的《活计档》记载，在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至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的22年中，造办处玉器作所用的32类玉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西警玉”、“西洋玛瑙”、“木变石”等。民国时期，北京的工艺美术无论是生产还是贸易进入昌盛期，这十几年间，北京的玉器大量进入欧美绪国，在北京的崇文门、花市一带，以及前门外的廊房头条、羊肉胡同，大小玉器作坊和店铺村庄，其中也有不少外国人开的“西番作”和“红货屋”等洋庄。国际社会通过这些精美的玉器，认识了中国的玉文化。

    建国以后，玉器在中国工艺品出口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北京工美集团曾多次组织北京玉器行的工美大师的作品出国展览，让世界各国人民感受到北京玉文化的魅力。今年由北京工美集团设计制作的2008年奥运会“徽宝“，再一次展现了北京工美玉器的文化内涵。

  

    四、玉文化的内涵与奥林匹克精神相吻合

    在组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奥组委提出了“人文奥运”的口号。“人文奥运”应该对北京的人文有所体现，北京的玉文化是北京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玉文化的内涵来看，它的温润、厚重和谐统一，缜密它的以等与奥运会团结、友谊、公正、和平、友好的精神是一致的。奥运会担保运动员在比赛中更快、更高、更强，与琢玉大师们在相玉琢玉的精益求精追求完善的精神也是相吻合的。奥运会的起源地古希腊人认为佩戴玉器可滋养肾脏、强健体魄。中国的玉文化则更强调的是人文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和田玉的英文名称源于古希腊语，有肾脏之意。如果把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渊源对玉的理解结合到一起，则会更充实更完美。

    玉文化作为“人文奥运”的内容之一，将会使世界各国人民通过举办奥运会更加了解中国，了解北京。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玉文化的传播，会使中国的人文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做进一步的交流，会使玉文化的仁厚、温和、诚实、守信和奥运会团结、友谊、和平的精神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