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塞尔维亚知名汉学家、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院长拉多萨夫·普西奇博士在他位于贝尔格莱德老城中心的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普西奇教授，你是我所见到的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较高造诣的学者之一，请问是什么缘由让你当初选择汉语，这个不论在文化还是文字方面和自己母语差异都非常大的专业呢？

    普西奇：我在中学时就对东方文化和哲学产生了兴趣，大约16岁时，我读了由德文翻译成塞文的《道德经》，对老子所说的“道”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基督信奉的“神”很好奇，那“道”到底是什么呢？后来，我读了一些孔孟和荀子的书，仍然一知半解。于是，我把弄明白《道德经》作为学习中文的目的之一，也更加坚定了学习汉语的决心。1978年我中学毕业后进了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但汉语水平很差，好在贝大语言学院当时正好开设有汉语课，我就有了机会选学中文。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汉语的“说文解字”上，对老师所讲的关于汉字的来历和意义非常感兴趣，坚持了2年多。1985年我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中国留学生活，回国后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任教。1991年哲学院开设选修课“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哲学”，开始我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对这一课程感兴趣，但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于是，我萌发了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塞文的想法，好让更多的塞尔维亚人了解老子。

    记者：你在中国留学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普西奇：去中国之前，我的中文口语可以进行交流，但阅读水平较差，中方安排我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一年，随后到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中国古代哲学，功课包括南北朝史学、古代哲学、禅宗、《道德经》等等。开始我根本读不懂这些深奥的原文课本，但是兴趣和信心给了我毅力，硬着头皮攻读原著，一段时间以后每天都会有新的收获，发现自己从原文中咀嚼的味道和读外国人翻译的读本有很大的不同，我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攻读汉语和中国文学。可以说，我在中国求学的三年，是最辛苦、最有意义的三年，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年。

    记者：普西奇博士，你对研究、推广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钟”，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著作和译文，你认为自己的得意之作有哪些？

    普西奇：从1991年起，我在中国、美国、英国和塞尔维亚本国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和多本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和文集有：《婴儿与水：老子的道》《老子宇宙观的探讨》《论老子的“无”》《宇宙的纹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美的认识》《禅宗及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中国当代美学：传统与现代化》《丝与樱桃：影响中日关系的负荷》《糖和纸：印度、波斯和中国文化的纽带》以及《道德经》《中国古代四大哲学家》《中国当代诗歌选》《中国现当代小说选》等汉译塞作品，这些都受到读者的好评。

    记者：普西奇博士，请你谈谈中国古文化对现实的意义好吗？

    普西奇：有些不了解中国文明的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家，这是非常错误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既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是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涵盖了哲学、心理学、伦理、宗教等深奥理论，美国《纽约时报》曾将老子列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不无道理。学界认为，中国、印度和古希腊是世界古文化的三大支柱。中国今天的繁荣与发展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据，中国古文化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文化的演绎与传承，而中国年轻一代对古文化的兴趣不足，他们更关注经济往来。殊不知，没有文化底蕴的经济交往是没有意义的，失掉传统文化的发展等于没有根基，没有根基融入全球化是经不起风浪的，因此中国年轻一代要读一读《道德经》。（本报贝尔格莱德9月22日电 本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 戚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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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多萨夫·普西奇博士，出生于1960年，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副教授，贝大语言学院东方语言系主任，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院长。1985年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1985-1988年先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和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汉语和进修中国古代哲学；200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普西奇博士一直从事汉语教学、汉学研究和翻译工作，多次参加于世界各地举行的各种中国古文化学术会议，其中包括：1996年北京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台北“柏杨学术讨论会”，2007年北京人民大学召开的“世界汉学大会”，以及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召开的“当代中国及其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原标题：中国古代文化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访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普西奇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