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案明快的蓝印花布、色彩绚烂的布艺扎染、造型各异的纸制艺术品……日前，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进校园”课程的结业展览上，一系列出自中央美院学生之手的创意作品令人惊叹。从一件件充满奇思妙想的精美佳作中，不难感受，这群年轻人被文化传统点燃的创作激情。

孩子们参与制作脸谱(摄影：本报记者 卢旭)

　　非遗进校园令多方受益

　　这已经是中央美术学院开设“民间美术进校园”课程的第8个年头了。8年来，数十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走进央美，向近2000名学生传授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技艺和文化精髓，不少学生因为这样的缘起发生了艺术风格的转变。

　　“由于历史原因，一直以来央美的风格是比较西化的，面向当代和西方的，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教育方面相对欠缺。大家看迪斯尼，穿范思哲，很多学生会反复地问老师，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哪里?2003年，在为奥运设计景观和奖牌、标志的过程中，‘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个观点深深触动了我们，‘金镶玉’奖牌成为了一个重要成果。2005年非遗的概念刚刚提出，我们就抱着尝试的态度开设了这个课程，效果不错，也就延续下来了。”这项课程的发起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的许平教授如是说。他是研究民间美术出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根植民间的艺术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

非遗传承人展示制陶技艺(摄影：本报记者 陈曦)

　　尽管只是作为选修课开设，但参与这项课程的学生却一年多过一年。“刚开始是20个人选课，后来增加到30个、40个，很多学生报不上名，没学分，也来听课、参与，今年我的班最后有六七十名学生，还有不少是韩国、斯里兰卡等外国的留学生。”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南通蓝印花布印染大师吴元新每年都来此授课，学生们的热情让他看到了中华文明传承的希望，同时，与学生们的互动和交流也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和思路。

　　同来授课的国家级非遗“纸笺加工技艺”的传承人刘靖也表示，看似是他在教导学生，但其实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刚开始只是我跟孩子们讲造纸的过程、技艺，后来我们逐渐摸索，用纸的原材料做成貌似陶、漆、瓷质的碗，还做出了家具、灯罩、公文包、相框。其中也会用到比如流沙金这样的技艺，但是整体表现形式更加现代。”现在，刘靖已经开始考虑将部分作品正式生产，形成创意产品进行销售。

　　立体化传承体系初步形成

　　“院校里掀起的这种‘非遗热’，当然也是当前社会对非遗认知度增加的结果，更是我们非遗传承逐步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一个体现。”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吴元新十分关注非遗传承的现状。这些年，他明显感觉到我国的非遗传承正从原来较为单一的家族传承、师徒作坊传承，逐步走向院校传承、社会传承的多元化传承方式，一个较为立体化的传承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格萨尔》说唱艺人表演(摄影：本报记者 卢旭)

　　一方面，家族传承、师徒作坊传承的队伍不断扩展，据吴元新实地调查，在首批国家级传承人命名之前，由于很多非遗项目学习周期长、收益低，或子女性别不适合从事该项技艺，大约只有20%左右的子女愿意从事父辈技艺的传承，随着近年来国家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视，目前家族式技艺的传承模式已达53%，师徒传承模式已接近47%，传承人中的徒弟、子女的平均年龄为32.4岁。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非遗认知度增加，越来越多的学校及社会人士开始主动走近非遗项目，了解和学习相关技艺，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非遗“传承人”。据吴元新介绍，社会传播主要指通过学院培养、社会培训传播非遗技艺。“比如我们在清华美院、中央美院、天津大学、南通大学分别开设工作室、选修课、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分馆、蓝印花布艺术研究所等，就是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们在现代设计中应用蓝印花布的纹样元素，并传播蓝印花布艺术。在社会培训方面，我们通过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新闻媒体的帮助下发布信息、招收传承人，免费为喜爱传统民间技艺的市民传授蓝印花布技艺。”

　　其实吴元新自己就曾面临过技艺传承的困境，他的女儿读书后本想留京，后来在他的反复劝导下才回到了南通，在吴元新看来，只有在蓝印花布的发源地沉下心来，才能做好传承。现在女儿对蓝印花布传承这件事的感情也在加深，自己在染坊里边做传承边做研究，就连在银行工作的女婿也辞去了工作，潜心融入家庭担当起蓝印花布的传承大任。“我们不应狭隘地认为，传统的师父带徒弟的方式才是传承，现代社会的生活形态和传播方式都已经改变，非遗有机会走近学生、走近大众，这就是一种传播，一种传承，至少种子是种下去了。”吴元新表示。

观众参观唐卡展览(摄影：本报记者 陈曦)

　　非遗社会传承也需厘清观念

　　“这些年，非遗传承的确从作坊内逐步走向了作坊外，走向了更广泛的人群，但此过程中，需要厘清一些观念，避免让非遗传承表面化，走入另一个误区。”长期从事非遗研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认为，社会传承只能作为非遗原有传承方式的一个补充，绝不能取代原有的传承方式。

　　苑利表示，大部分非遗技艺对于场地、原材料、技艺水准的要求较高，并不一定都适合进行社会传承和传播。“除了个别像剪纸、刺绣这样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手工技艺外，像歌舞一类比较简单、参与性较强的非遗项目，也可以进行推广和社会传播。但是很多时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侗族大歌，原先是青年男女求爱的时候唱的，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出门打工了，村子里只剩老人孩子，于是只好隔代传承，但这些歌曲的内容并不一定适合孩子们唱，很多内容可能就在此过程中遗失了。”

传承人吴元新在中央美院讲授蓝印花布染色技艺(资料图)

　　“当然，以大众传播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非遗、了解非遗是件好事，对于传承人也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但是要清楚这与培养真正的传承人，仍是不同的概念。保护始终是主体，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创新，要与传统有区隔，标明这并非原先的技艺。”问及社会传承对于非遗项目的反作用力，苑利如是说。

弓箭技艺传承人向外国游客展示技艺(摄影：本报记者 陈曦)

　　而对于院校传承和社会传承的效果，许平的看法则是“最主要还是种种子”。许平说：“种子种下去了，是不是能够发芽，这还要看土壤、温度和各种条件。我不能说这个项目现在就产生了多强烈的效果，但每年都有学生跟随这些大师去安徽、青海、江苏，一直追到源头去学习，还有学生用学到的东西做了毕业设计，综合反映不错，所以对这部分学生，种子是播下了。”（原标题：我国非遗跨入立体化传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