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博物馆的馆舍建筑,上世纪50年代以利用已有建筑为主,50年代后期,随着北京地区博物馆建设的热潮,各地模仿北京地区博物馆的样式,新建了一批博物馆。60年代,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和文物保护工作的规范化,各地文物部门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依托兴办博物馆,出现了一批以历史建筑为馆舍的博物馆。这一做法,虽然化解了博物馆馆舍缺乏的燃眉之急,但也给社会公众以“博物馆就是文物”的认知。80年代初,在以小型专题博物馆为重点的博物馆建设热潮中,许多文物保护单位被作为博物馆馆舍。中国历代传统建筑成为博物馆的代名词,传统建筑元素也成为彰显博物馆特性的标志。这些传统元素只是平添了中国博物馆的历史感,而没有体现当代博物馆的知识建构、富集和传播的核心职能,没有表达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密切联系,没有体现公众是博物馆主人的理念,于是,博物馆馆舍只是建筑实体,被从博物馆存在系统中分离出去,成为“见仁见智”的对象——文物工作者认为它是保护文物的屏障,博物馆工作者认为它是整合博物馆业务的平台,建筑设计师认为它是艺术表达的手段,城市规划师认为它是文化设施的表征,行业主管认为它是企业形象的标识。由于认知的分歧,90年代以后,博物馆馆舍呈现多维度发展态势,庙堂型、复古型、合璧型、功能型、乡土型、简约型、生态型……百花齐放,斗艳争奇。在绚丽的外表下,博物馆的内涵渐渐被淡忘,博物馆机构属性渐渐被边缘化,博物馆的社会职能渐渐被简约为“文化地标”。更有甚者,博物馆作为机构的一切特性都被抽离,只剩下“科普场馆”或“文化场馆”的唯一标签。
将博物馆视为“场馆”,将严重扭曲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方向。首先,从博物馆建设来说,将博物馆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基础性文化设施,尽管有助于为博物馆预留建设空间,特别是可以在城市重要地域安排博物馆,有利于提升博物馆的社会影响,但却不能忽视将博物馆视为“场馆”的负面影响。只关注“场馆”的数量和面积,会导致盲目建设、场馆闲置、展陈不精等问题。前几年台湾地区对地方“文化馆”闲置的批评,近两年社会媒体关于博物馆“建与养”的议论,应该是此类问题已经显现的警示。其次,片面强调“场馆”,将会严重影响博物馆的业务基础,削弱博物馆的整体实力。当前一些博物馆强调“展示”,一些科技馆关注“科普”,将博物馆作为单纯的“展示”场地,或是从事单一业务的场所,使得一些博物馆不得不依靠外来展陈撑门面,不得不依靠所谓大制作的现代数字展示手段,不得不依赖社会的独立策展人做展览。近来社会上对博物馆展陈空洞乏味的批评,一些美术馆人士就“美术馆”向“艺术博物馆”转型的讨论,正反映出有识之士对“场馆”之说的反思。再次,将博物馆视为“场馆”将严重影响博物馆专业队伍的建设。“场馆”作为资产和设施,对它的管理要求更多的是保值和增值,是场馆的使用率和周转率,场馆管理所需要的是资产管理和设施管理人员,为吸引人们利用场馆,还需要市场营销人员。这种从业队伍结构,对博物馆来说是本末倒置的。近年来,许多博物馆的专业人才流失,一些人抱怨博物馆专业人员收入低,不能不说也是由于一些管理者将博物馆作为“场馆”经营的后遗症。
当前,我国博物馆进入快速扩张的阶段,保障博物馆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将博物馆作为“机构”来建设,要认识到博物馆是有生命力的有机系统,是承担着特定社会责任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法国博物馆学学者指出,博物馆是机构,是与社会有着契约关系的社会组织,是社会为了满足特定需求而依法建立的组织。作为机构,博物馆要履行和完成社会对博物馆的要求,实现社会通过博物馆而体现的社会意志。国际博协也明确申明博物馆是机构,承担着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责任,具有特定的工作对象和专业化的业务领域。博物馆以机构为主体与社会进行沟通,通过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征集、研究、保护和传播等专业活动实现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开展博物馆展陈等社会教育活动体现博物馆的社会贡献。博物馆收藏是博物馆实现其社会责任的专业工作对象,是博物馆专业活动的基础和载体,它更多发挥的是工具作用,而不是博物馆存在的目的。博物馆馆舍,是以人工构筑物的形式,围合并确定了博物馆业务活动的物理空间,这一空间是实现博物馆机构社会责任的资源之一,应该是为博物馆各项业务活动服务的,应该是由博物馆业务人员掌控的,应该有助于博物馆及其业务人员与公众的交流互动。近年来,随着网络和移动通讯的发展,博物馆的服务界域已远远超出了馆舍的物理界限,“场馆”已不再是博物馆类机构的代名词。(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原标题:博物馆不仅仅是“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