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纲领。《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高校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神圣使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支持对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研究，加强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推出了一批对文化传承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本期重点介绍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中的优秀研究成果。

    大型学术文化工程——“《儒藏》编纂与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号称“儒”“释”“道”三分天下，而儒家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千百年来，我国有多种《佛藏》、《道藏》，却始终没有《儒藏》，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当代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广泛迫切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重倡编纂《儒藏》之议，并得到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饶宗颐先生的支持。2002年10月，北京大学决定整合本校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启动《儒藏》工程。2003年12月，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至今已资助经费1000万元。

     
    《儒藏》工程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旨在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既对儒学文献进行全面整理，又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并像《佛藏》、《道藏》那样，将儒家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成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儒藏》编纂分精华编和大全本两步进行。截至2011年9月，已交书稿348种，《儒藏》精华编已正式出版45册，包括中国传世文献44册、出土文献1册，近3000万字。《儒藏》相关研究也取得可喜成果，中、韩、日、越四国的“儒学史”编写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收书全面，突破传统。《儒藏》精华编不仅收录中国的传世文献，而且收录当代的出土文献，还系统收录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历史上重要的汉文文献，大大拓展了收书范围。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的做法，在中国古籍编纂史上尚属首次。所收出土文献目前已有2册50种，收录自20世纪初起，历次重大考古发现的重要儒学文献，包括敦煌遗书、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州汉墓竹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楚简、云梦秦简、阜阳汉简，以及王家台15号秦墓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竹简等。经过整理，一些在先秦时期业已产生而后来失传的儒家思想得到重新认知。例如孔子、孟子之间约一百年无儒学文献传世，第281册收录的多种出土文献填补了空白。《儒藏》精华编所收韩、日、越等国文献，多为初次整理，许多文献是首次在中国出版。以日本文献为例，除《四库全书》唯一收录过的外国学者著作《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外，《儒藏》精华编日本之部收书乃为前所未有，如太宰春台撰《诗书古传》、隋代刘炫的《孝经述议》等。

       
    2.版本精善，校勘确当。《儒藏》精华编从世界范围内选取内容完整、校刻精善的古本做底本，选取在版本系统上具有代表性和校勘价值的善本做校本，以确保文献的版本质量。《儒藏》精华编收录文献相当部分已有整理本，但在充分调查版本源流的基础上，经过对版本的认真研究，仍可编定更精善的版本。如新版《十三经注疏》，其中未采学界通用的阮元翻刻元十行本作底本的文献共有7种。《儒藏》精华编出校坚持少而精，以校正误为主，酌校异同。对已有校理的文献，在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全部利用原始版本重新核校，纠谬补阙，以进一步提高校勘质量。例如校勘《四书或问》，《儒藏》本比《朱子全书》本更细致，并补充了一个重要校本。

        
    3.编研并举，传承创新。《儒藏》工程除了编纂工作本身需要作大量的文献学、历史学研究外，还注重对儒家文化作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目前，《儒藏》工程的重要研究成果，由汤一介、李中华教授主编的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已经出版。该书是我国迄今为止出版的资料最翔实、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备的中国儒学通史，基本理清了儒学在历史上发展变化的轨迹，突出了儒学对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从多方面阐述了儒学对当代社会具有的特殊价值和普遍价值等重要问题。参与撰写的作者均为在各断代史研究上具有权威的专家，如王博教授、李中华教授、陈来教授、张学智教授、胡军教授等。

       
    4.四部分类，标点排印。《儒藏》精华编所收文献，按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经过简明校勘、标点，以繁体、竖排方式排印，这既可避免与近年来影印的诸多大型古籍丛书重复，又便于利用及便于制作成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图书，更好地满足当代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需要。

     
    《儒藏》工程规模浩大，教育部明确要求“认真组织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联合攻关，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力争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工程汇集海内外30多家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近400位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研究。北京大学还分别与日本东方学会暨二松学舍大学、韩国成均馆暨成均馆大学、越南国立河内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合作，组织《儒藏》域外文献的编纂和研究，开展了中国人文学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国际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

    传统文话典籍库——《历代文话》

        
    文话，与诗话、词话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体裁，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但是其汇编之作则长期付之阙如。历代文话著作的散乱，妨碍了古代散文与中国文章学的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历时十余年，编撰《历代文话》，并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支持，最终完成并出版了《历代文话》10册丛书。丛书收录自宋至民国时期，我国传统文话类著作143种，并附录日本文话2种。该丛书篇幅巨大，搜罗广博，除多用国内善本外，还从日本等采入***孤本作为底本；点校采用繁体竖排，精当规范，每种文话前又附有提要，以阐明该书大旨，揭示立论要点，评析理论贡献，梳理版本流传，具有介绍与导读两重性质。《历代文话》堪与《历代诗话》、《词话丛编》鼎足而三，而在体例框架上又更具创新性，“是编以论古文者为主，亦选取论评骈文、时文之集成性著作及若干代表性论著以示例。赋话则概不阑入”，遵循“应有尽有，应无尽无”的原则，将学术性与适用性较好结合，成为古代散文研究和中国文章学研究的基本典籍库。

      
    《历代文话》在整理过程中将严谨踏实的学术研究作为提高整理水平的前提与保障，时有新的发现与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文话作者进行考订。许多文话作者的生卒年份及主要事迹，前人少有问津，本成果的各书提要对此多有考证；对前贤时彦的一些失误，也进行了辨析。如《文章精义》的作者，长期被认作宋人李涂，本书考定为元人李淦；《文通》的作者朱荃宰，本书考定其卒年为1643年。

       
    2﹒版本选择精审。如王若虚《文辨》通常用《四部丛刊》本，今与《丛书集成》本对勘，两本分合不同，且有逸出前者三则，内容亦甚重要，据以增入。本书的不少传本颇为稀见，例如从日本采入的陈绎曾《文章欧冶》、曾鼎《文式》、高琦《文章一贯》、王世贞《文章九命》等，具有独特的版本面貌，为研究中国散文史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本书底本分别采自国内各藏书单位，亦有一些未经研究者使用过的，如庄元臣《庄忠甫杂著》，其中的《文诀》三种富有艺术见解，尚鲜为人知。《四库全书》本颇受诟病，编者经过认真比对，《四库》本确实优于他本者，仍采用为底本，不为成见所左右。

        
     3﹒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长期被忽视埋没，本书收录并加以表彰。如王葆心《古文辞通义》一书，为一本厚积薄发之作，具有文话发展史集大成之意义，之前鲜有关注此人此书者，《历代文话》特加整理收入，为以后的文章学、文话史研究提供诸多方便。

      
    《历代文话》的编撰遵循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和工作方法，以保证高水准的整理质量。其编撰原则有：一是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本书在入选书目的拟定、版本的选择以及个别作者的辨正等方面均以原创性学术研究为支撑，体现出较高的学术价值；二是收录文献全而精。本书以历代评论文章的成卷成书资料为收录对象，从学术角度进行必要的取舍，做到学术眼光下的“应有尽有，应无尽无”。三是整理工作以底本的选择和校勘标点为重点，力求高标准、严要求，为学术研究提供信实而全面的基础文献。在编撰方法上，首先普查历代文献版本目录，在广泛调研、仔细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文话入选书目；其次，遍及大陆、港、台及日、韩等地各藏书单位，广泛调查每种入选书籍的现存版本，比较优劣，选择最佳版本为工作底本，加以新式标点，并作校勘；再其次，每种入选书籍都作提要，介绍作者生平、成书背景、书籍内容特点、版本源流等；最后，全书按照作者生平先后为序编排，具有系统性。书后附录索引，以便检阅。

        
    学界普遍认为《历代文话》编选精当，质量过硬，整理规范且符合现代学术要求，将有利于促进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深入，推动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研究的发展，助成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的建构，并由此为全面认识中国文学特质、整体把握中国文学定位、形成中国自身的文学观念提供必要的学术资源。

    《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取得新进展

       
    由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以两汉之交的专人作品为基础材料，以两汉语言文字作为研究对象，融时点描写与历史考察、专题研究与整体研究于一体，探索《方言》与两汉时期语言文字的特点，出版了《〈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丛书》共8本专著，在该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

    1.建构了资料最全最新的《方言》研究史。《方言》的历代整理与研究情况，以及前人整理与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成就与不足，之前尚无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科学概括的专著。华学诚所著《扬雄〈方言〉校释论稿》，以扬雄《方言》的语言学史地位为基点，以综论与专论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评述，全面、科学地呈现出《方言》历代整理与研究的面貌，为《方言》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崭新的基础。

    2.对《方言》“奇字”的面貌进行了全面揭示。王彩琴所著《扬雄〈方言〉用字研究》，对《方言》中记录被释词语和解释词语的全部用字进行计量分析，区分出表义字和记音字，结合表词情况和词汇特点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揭示出《方言》用字的规律、“奇字”的具体所指以及《说文》不收的《方言》用字的特点，为科学解释《方言》“奇字”作出了新的探索。

    3.对扬雄词汇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性证明。王智群所著《〈方言〉与扬雄词汇学》系统描写了《方言》的训释体例，探讨了《方言》中词的聚合和词义的聚合，分析了《方言》中显性和隐性的“古今语”材料，考察了别国方言的呈现方式和别国方言的内容与特点，揭示了《方言》中“转语”的内涵和形式，并具体阐明了扬雄的文化词汇学思想，从而科学证明了罗常培先生的论点，《方言》是“中国语言史上发达最早的词汇学”。

    4.对《方言》方言词与通语词进行了比较研究。两汉方言词汇的系统研究并不多，方言词汇与通语词汇之间的系统对应关系研究则基本上是空白。吴吉煌所著《两汉方言词研究》基于《方言》与《说文》，描写了1228个方言词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词汇特点，考察了它们的历史来源；以义位为单位整理出539组两汉方言词，讨论了它们与通语词之间的对应关系，揭示了同义异形对应词的语音差异和语素差异；分析了12组同义对应方言词在书面通语中的历史发展，将两汉秦晋方言词与通语词进行全面比较，探讨了先秦两汉通语基础方言的变化。

    5.探索了研究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语音的新路子。谢荣娥所著《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的语音研究》在全面评估以往语音史研究的成就和局限的基础上，采用“方言区域文献研究法”解决古代语言资料的性质问题，从而科学地确认出秦汉楚方言区文献，搜集、鉴别、整理出其中的语音资料，系统分析了秦与西汉、东汉两个时段楚方言区文献韵语中的声调问题，以合韵为切入口，讨论了鱼部与侯部、东部与冬部、支部与歌部、幽部与宵部、脂部与微部的合韵问题，并在整体描写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清鼻音、浊声母、舌根音、复辅音等几个问题，为研究秦汉古音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新路子。

    6.揭示了两汉之交文人书面语词汇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两汉之交正是词汇复音化加剧的时期，《扬雄集》是这一时期典雅书面语（即文言）词汇系统的代表作品，尽管对现实语言的反映较为滞后，但汉代的新兴成分却时有所见。马莲所著《〈扬雄集〉词汇研究》对《扬雄集》词汇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对新词新义作了积极的挖掘和分析，同时对成语和疑难词语进行了考释，从而据此揭示出两汉之交文人书面语词汇的基本面貌以及《扬雄集》词汇在汉语复音化进程中的地位。

    7.探究了两汉之交文人书面语词类的基本面貌和特点。《法言》是一部对话体著作，是拟古文的典型代表；《扬雄集》所收主要是文学名篇，是文人书面语的典型代表。路广所著《〈法言〉〈扬雄集〉词类研究》以词类为切入点，通过详尽的描写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两书的用词较多地承袭自先秦汉语，这可能是当时语言的反映，有些则可能与个体风格有关；两书在词类系统方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词类系统的成员数及新词新义的产生和变化上。

    8.探讨了两汉语法研究中的若干重要专题。魏兆惠所著《两汉语法比较研究》是一部断代语法专题比较研究专著。该著的前部分集中对西汉和东汉的词语附加、量词、被动式、否定句的代词宾语问题、动趋式的出现问题等专题进行了描写和比较，其后则宏观考察了两汉语法的特征和地位，将以扬雄为代表的文人作品的语法特征与两汉其他口语性较强的文献进行比较，将西汉和东汉的语法特征进行比较，进一步证明了两汉语法的历史归属。

    千年凤凰的现代涅槃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这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者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注入了强劲动力。

        
    2006年设立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旨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意义，以莫砺锋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南京大学古代文学研究团队通力合作、潜心研究，最终研究成果——40余万字的学术专著《千年凤凰的现代涅槃——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即将出版。

        
    该著作“绪论”部分论证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四大特征：以人为本的精神、社会教化与个体抒情并重的多重功能、与时俱进与海纳百川的演变进程、尚中贵和与气韵生动的审美趣尚。正文分七章，主要内容有：一.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总体特征、组织结构和贯穿于其中的精神和思想传统；讨论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如何参与社会文明的构建并成为中国社会文明的批判与反思力量；二.论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发生与中华民族的生成，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如何参与了多民族统一王朝的形成和融合，论证了古代文学艺术与当代中华民族认同的紧密关系；三.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对周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巨大、深远的影响，论述其何以能影响他人和被其他民族所接受的中华文化的内在机制；四.探讨了传统诗词、楹联、小说、戏曲在现代***华人社会中的传播和影响，通过探讨***华人继承中华传统文化这一相对独立、完整的文化类型，研究了古代文学艺术对现代中国社会发生积极作用的可行性以及具体途径；五.展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交互影响，论证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如何汲取异民族文化而又能坚持自身传统，呈现出自我更新的强大生命力，也指出了近代吸收西方文化时对传统文化避之唯恐不及的观念和行动及其影响；六.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变、断裂与承续的历程，讨论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当代实践和现代意义；七.以昆曲为例，讨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普及形式与转换机制，探讨如何使一部分传统文学艺术形式转化成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新形态，以摆脱博物馆艺术的局面而焕发新生。

       
    本项目旨在对古代文学艺术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并将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古今社会变化很大，古代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深层原因以及发挥作用的途径，都需要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阐释。本项目研究在宏观归纳和理论抽绎方面颇具价值处具体表现在：一.视野的扩展。在全球华人社会的广阔视野中研究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二.古今的沟通。在古代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和意义这一立足点上进行考察研究。三.思考的深化。对古代文学艺术至今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作了新的阐释。四.现实意义的加强。将纯学术研究与解决当今实际问题结合。

        
    从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层面上来看，该成果意义主要表现在：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作为美好的记忆积淀在全球华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全球华人割舍不断的文化纽带和文化长城。二.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它与现代社会和现代观念具有可沟通之处，阐明这一点，可以激发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活力，对于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全球华人的民族自豪感，促进现代和谐社会、文明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