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遗址 网络配图

 

　　河南舞阳张王庄遗址、陕西杨官寨庙底沟遗址、山东焦家遗址和尧王城遗址、浙江良渚遗址、辽宁朝阳半拉山遗址……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东北地区，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丰硕成果。扎实的考古工作和多学科的深入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

 

　　8月22—23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在河南郑州召开。来自全国40余家相关科研单位的100多位考古工作者，围绕“区域互动与文明化进程”这一主题，针对近年来舞阳张王庄遗址等13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新发现、新成果展开深入研讨。

 

　　拓展区域互动与文明进程研究

 

　　探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新石器时代考古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新石器时代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均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农业在这一时期出现，文明起源、形成于这一时期，新石器时代考古是研究史前史的最重要内容。

 

　　近年来，不同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不断丰富人们对文明进程的认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提到，舞阳张王庄遗址新发现的早期稻田是中原或北方地区的首次发现，对于探讨中原地区早期农业形态等具有重要价值，也为中原地区今后寻找更多古代稻田及相关问题的研讨提供了有益启迪。

 

　　而杨官寨遗址近年发现的偏洞式墓葬当属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该类墓葬的出现年代提前了400多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此外，朝阳半拉山遗址、石家河遗址、良渚遗址……各地和文明起源相关的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

 

　　“近十几年来，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重大进步。各地和文明起源相关的发掘层出不穷。”在王巍看来，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依托，通过扎实的考古资料和多学科研究，现在各个区域的文化序列、文化谱系、基本格局已经比较清晰，使得我们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中国五千年文明由传说变为信史。

 

　　王巍表示，现在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区域文明进程及区域互动。各个地区的文明进程是如何演化的？各个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及互动如何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这些问题应该是未来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聚落研究揭示社会复杂化进程

 

　　尽管此前学界就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阶段的判断曾提出各种标准，但近年来，在史前考古学研究与实践中，学者越来越意识到，文明的程度远非某个简单的指标可以说明，文明化表现为复杂的进程。因此，更应该看到在种种考古遗址发现的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王巍表示，目前我国大多数区域的史前文化系列、文化谱系构成的整体格局基本清晰。学界现在越来越多地把研究重心放在对各个区域社会及其发展的探索中，对某一区域史前遗址的考古研究应在本区域文化谱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关键性材料去注意本区域的社会发展变化，也就是研究其文明化的进程。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即公元前7000—前4000年左右，随着农业的发展及在生业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有一定规模的定居村落普遍出现，氏族组织逐渐发展成熟并成为较为独立的基本社会单位。不同村落或不同氏族之间可能会形成类似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组织，即聚落群开始出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副主任戴向明介绍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公元前4000—前1500年左右，是各区域社会复杂化普遍发生、发展的时期。

 

　　以聚落考古方法对某一史前遗址区域的考古发现进行聚落格局的分析，以反映该区域在社会结构、发展进程等方面的特点，已成为新时器时代考古中被广泛采用的考古学研究理念与方法。2016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芬带队对焦家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主要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据王芬介绍，此次发掘发现大量房址、墓葬以及其他设施，获得了丰富的聚落材料，从中体现出清晰的文化分期和聚落变迁，可以概括为“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又可以分为2—3个时期，聚落布局各有特点。

 

　　尤其是到新石器晚期后段，开始出现超级聚落与早期国家的形成。“各文化区内发现的超级聚落或特大型遗址代表了与以往不同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态。”戴向明认为，结合已发现的大型建筑、高等级墓葬等重要考古发现，现在可以推知至少良渚、陶寺和二里头、石峁当时已发展形成了各区域最早的“雏形国家”；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如石家河、宝墩/三星堆、两城镇/尧王城、齐家坪等也有潜在的可能性。

 

　　发现多元一体文明发展脉络

 

　　事实上不同文化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发展程度、表现方式和兴衰步骤并不一致。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在回顾中国考古学界近百年历程时所说，20世纪50年代考古发现开始遍布全国，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逐渐证明，至少在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存在着多个文化中心，各中心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就存在互动，且愈来愈频繁、愈来愈紧密，并逐步形成交互作用圈，最终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

 

　　关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的推测，在近年来我国多个地区的史前考古发现中得到进一步印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孟华平在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遗址的考古中发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的非本区域文化传统的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大量涌现的源自中原王湾三期的陶器，以及部分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等现象表明，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遭遇黄河文明的强烈冲击被迫中断，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后石家河文化已被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石家河遗址是中华文明一体化基础的典型代表。

 

　　在史前考古研究中，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往往有助于揭示出文明起源的更多信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介绍，对良渚遗址的考察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方法制作数字高程模型，成功找到良渚古城的外郭，并以此作为寻找古城结构的基本方法。2009年以后，又结合传统的勘探方法，采用遥感手段完成了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的整体揭示，确认了良渚古城从内向外整体格局认识。这标志着良渚考古研究视野由遗址点—遗址群—古城的转变，标志着由对单个遗址的研究转向对整个系统功能的研究。

 

　　记者 张清俐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