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至2014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并完成的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在此对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

 

　　大遗址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构成复杂的特征，最关键的是保护难度极大。中国的遗址绝大部分是土遗址，与土地关系密切，土遗址难以保存又比较容易被破坏，其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中，列出了100处大遗址的名单，《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增加至150处。这个名单还在持续扩充中。大遗址的分布格局，由“六片、四线、一圈”组成。

 

　　大遗址保护是现阶段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最为复杂、最为棘手和最为典型的问题。除了自然破坏因素以外，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对大遗址保护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严峻的形势催生了大遗址保护政策的出台。这个政策实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讨论和酝酿。2005年，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接着又出台了大遗址保护“十一五”和“十二五”专项规划。

 

　　近年来大遗址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2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大遗址专项经费50.13亿元，支持了103个大遗址的1151个项目，六大片区和四条文化线路得到了重点支持，每一个都投入了数千万至数亿元的经费;地方政府的投入几十甚至百倍于中央政府，如大明宫遗址共投入120亿元，其中只有1.799亿元来自大遗址专项经费;这1151个项目，包括154个考古勘探和发掘项目、222个保护工程、134个展示项目和61个安保和监测项目等;编制了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90处大遗址的保护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复，其余大遗址的规划正在编制中;2010年和2013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两批共24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54家立项名单;新建了31家遗址博物馆;90%以上的大遗址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为27处大遗址制定了26部法规，26处大遗址纳入了遥感动态监测，为大运河、长城等大遗址建设了网上监测和早期预警管理平台;有5处大遗址在此期间申遗成功。

 

　　通过上述行动，极大改善了遗址的保护状况和环境，同时也促进了遗址所在区域民生改善和城市形象的提升。以大明宫遗址为例，2007年，大部分遗址还被工厂和民居占压，十几万人生活在遗址上，严重影响遗址的保护工作。借助大遗址保护行动，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中央和地方政府共投入120亿元用于遗址保护和区域改造，征收了遗址区3.2平方公里土地，搬迁了10万人，实施了数十个保护展示工程，于2010年建成了考古遗址公园并对外开放。在此之前，由于对各项建设活动的严格管控，遗址区内居民的生活状况很差，收入低，人均居住面积小，也缺乏基本的公共设施。保护改造实施后，居民搬迁至统一规划建设的小区，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公共设施也配套齐全，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高。遗址公园除了提供一个新的教育和休憩场所外，还为部分搬迁居民提供了工作，如公园的绿化、保洁和安保工作等。在大明宫遗址公园，还能见到常见的遗址展示和阐释的方式，如为了确保遗址安全，建设了各种各样的保护设施，有简易的、现代的、古代风格等多种类型;在阐释方式上，有博物馆展示出土文物、露天展示、复原展示、标识展示、小型模型展示、说明牌和导览等等。大遗址保护行动也能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的直接受益方有建筑业、文化产业、旅游业，还带来了土地和房地产的升值、就业机会的增加等等，像良渚遗址保护所带来的潜在收益每年可能有3.68亿元左右。

 

　　当然，在大遗址保护行动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由于经费和人员等各种因素限制，部分大遗址没有得到中央财政支持，按兵不动;因遗址保护而搬迁的居民的社会关系断裂和心理影响以及遗址“空心化”现象有待研究;投入巨资建设遗址公园和博物馆，但大部分运营处于亏损状态等等。这些问题有待引起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