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行为失范的原因纷繁复杂，但理想信念坍塌和思想道德滑坡乃是主因。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近期由中办和国办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再次强调领导干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要带头示范。中国传统官德是由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佛教等诸多思想流派，在长期相互激荡、融会贯通基础上逐步生成的恢宏庞大的思想体系。领导干部面对支脉众多的学说派别和经典著作，难以百忙抽暇予以全面掌握。基于此，笔者删繁就简，择要列举对中国传统官德影响深远的儒、法、道、释四大流派，并就其核心思想和精神特质述其肯綮，以使各级干部达至学以益智、学以修身的根本目的。

　　儒家的敢担当与拿得起。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官德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乃至于有不少学者认为：“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是五经和四书，即《诗》《书》《礼》《易》《春秋》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儒家文化对中国官德生成的最大贡献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儒家认为宇宙是一个大化流行的整体，人生活于其间，其根本职责当是，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全部发挥人的潜能和禀赋，去开拓创新和穷通变易，实现生命的生生不息。故《周易·系辞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二是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孔子认为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故曰“仁者，人也”，有仁德的人既自爱，又爱人，既自尊又尊人，故《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三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强调一个人的伟大寓于平凡之中，理想寓于现实之中，每个人只要挺立了自我的道德人格，就可以在现世生活中忠于自己的各种角色和职守，奋发向上，完成上苍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获得内心的精神满足。

　　法家的法术势与管得住。法家的先驱人物是战国时代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他们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特别强调法令刑律的重要性，之后的商鞅进一步强调法制的作用，而申不害、慎到等人则高度重视君王心术、权势的作用，到了韩非子，集上述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结合起来，建构起完备的法家政治伦理体系。从《韩非子》一书看，法家讲的法主要指各种成文法，它由君主制定，官府颁布，官吏执行，境内之民，一律使用。但君主不能单纯地迷信法律，为了整治专门钻法律空子的奸臣滑吏，君主还要重视心术的灵活运用，亦即君王掌控驾驭臣民的方法和策略，即要“因任授官”。所谓“势”就是君王优越于他人的潜能和力量，君王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权势做到一言九鼎，从而有效支配和影响他人。韩非子认为，法、术、势之间循环互补，君王在运用它们管理国家时，要兼容并蓄，不可偏废。法家思想成为战国后期秦王朝征服诸侯各国而后统治天下的重要政治理论。然而，伴随秦王朝的迅猛崛起和转瞬衰亡，汉代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家不再是显学，但法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已经隐匿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深处。

　　道家的常知足与看得开。道家由老子和庄子创立，其代表作是《道德经》和《庄子》，道家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道家作为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在许多方面与儒家形成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关系。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礼仪文饰，道家向往天然自成；儒家主张奋发有为，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解脱。与此同时，二者又有着相互沟通的一面，以天人关系为例，儒家和道家都倡导天人合一，但儒家“天命”“天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际协调和宗法伦理，而道家“天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超脱功利意义上的社会伦常，回归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自然境界。其中，儒家通向道家的思想之门是其“处穷达变”观，《孟子》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是道家对人性复杂性和人生多变性的这种深刻体悟，使无数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沿着“独善其身”的道路，由追求儒家的人际协调走向追求道家的自适玄思与自然无为。

　　佛教的名无常与放得下。佛教最早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汉代到唐代六百多年的消化，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哲学，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佛教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广为人知的有《金刚经》《心经》《坛经》等。佛教的根本宗旨是通过否定、去蔽、遮拔等方法，破除人们对宇宙一切表面现象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迷恋执着，启迪人们空掉一切外在的追名逐利、执着偏信、攀龙附凤行为，通过自识本心而返本归极、见性成佛。当然，佛教不同宗派的灵性修养方式各不相同，如天台宗强调“三谛圆融”，即用一心同时观照世间的表象万物，互不妨碍，彼此圆融地统一起来；华严宗主张心灵开放，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立地成佛。

　　正是儒家的“敢担当与拿得起”、法家的“法术势与管得住”、道家的“常知足与看得开”、佛教的“名无常与放得下”这套完备的政治伦理理论，彼此互补，相辅相成，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各级官员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官员的内心精神世界和外部政治实践。

　　在当代中国，要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水平，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基本经典著作和内在精神特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外政治生活实际，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括怎样将儒家生生不息、以人为本、奋发向上的精神，转化为当代领导干部信念坚定、勤政为民、敢于担当的道德责任意识；如何将法家重视法制、循名责实、乘势而上的国家治理理论，转化为当代中国依法治国、权责统一、因势利导的治国理政思想；如何将道家尊崇天道、清虚自守、居穷达变的处事态度，转化为当代共产党人尊重自然、去奢就俭、身心和谐的人生哲学；如何将佛教去蔽遮拔、自识本心、返本归极的宗教灵修方式，转化为当代共产党人淡泊名利、自省慎独、心灵纯粹的党性修养方法等。只有在不断的涵咏经典中濡化自身的德性素养，由浮华、矫饰、躁动走向朴实、真诚、淡雅，才能最终树立起一名伟大君子——“文明伴随质朴、生活归于简单、心灵达至纯粹”的人生信念。也唯其如此，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最终形成自己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真正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脉的继承者、创新者和发扬光大者，从而无愧于伟大时代赋予当代共产党人的重要历史使命。

   靳凤林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