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2800多家图书馆收藏的超过5000万册的古籍，其中1/3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按现有的数百名古籍修复人员数量，大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馆藏古籍全部修复好。然而，古籍保护却是时不我待。

　　2月15日，中国教育装备采购网新上线的一条信息，让不少大学的古籍图书馆、阅览室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兴奋不已。一种大幅面古籍书刊非接触式扫描仪在高校开始应用。这种扫描仪由两个高分辨率区域传感器并联使用，使得珍贵的古籍在不受到任何损坏的前提下得到高品质的还原。据了解，近年来古籍保护技术，正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

　　2007年 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年过去了，我国古籍的存藏、保护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00万叶（通“页”）古籍得到了修复，其中高科技可谓功不可没。

　　“纸浆补书机”提速批量处理

　　穿过蜿蜒的走廊，在国图典籍博物馆的深处，有一处并不起眼的房间，这里便是国图古籍馆文献修复室。

　　数张宽大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各类古籍以及放大镜、冷光源补书板、毛笔、剪子等工具。十几位工作人员正在修复着自己手中的古籍，有的在用糨糊粘补古籍，有的在给古籍编号，建立电子修复档案。

　　今年65岁的杜伟生是国图古籍馆研究馆员，也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开班授课，有几百人都跟他学习过古籍修复技术。不过，目前古籍修复除了传统的人工作业外，现在还用上了“高科技”。

　　一台类似于打印机的机器摆放在修复室内，杜伟生告诉记者，这是一台“纸浆补书机”。“这台机器能用几十秒就补好一叶书，书越破就越用它补。”杜伟生说，用这台机器修补古籍，一人一天可以修补40叶，但要是人工修补一件一级破损的古籍，一天只能修补1到4叶，效率大大降低。

　　“有些事机器做得就比人工好。”杜伟生说，鉴别纸张的成分，以前的师傅就靠手摸，是麻纸、竹纸还是混料纸，一摸便知，但这个手艺没个十年八年是学不出来了，即便是学出来了，也有摸错的时候。

　　而现在有了显微镜，把书放在显微镜下，一下子就能鉴别纸张的成分，再厉害的修复师也比不过显微镜，这就是“高科技”的好处。

　　脱酸生产线日处理书籍360册

　　另一个可以让高技术大显身手的地方，是解决“酸化”这样的全球性古籍保护难题。

　　“纤维素是纸张的主要组成成分，也是纸张强度的主要来源。在酸性条件下，纤维素很容易发生水解，这就会使纸张老化。”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保护组组长、古籍保护实验室负责人田周玲介绍，木材、竹子、稻草等造纸原料，有的本身就是酸性物质，有的则通过长期的氧化、水解产生酸性物质，再加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更加速了纸张的酸化。现在，纸张酸化已经成为影响文献保存的世界性问题，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历史文献和珍贵图书都受到酸化的威胁。

　　如何针对我国文献特点进行快速、有效、大批量的脱酸，成为图书馆界迫切需要攻克的关键难题。2015年，国家图书馆下设的古籍保护科技重点实验室在大量调研工作基础上，对国外文献脱酸溶液、工艺路线和脱酸设备进行研究和改进，研制出无闪点、安全性更高的脱酸溶剂，以及小型一体化批量脱酸试验机，有效实现脱酸。

　　这台设备可以一次放入四五十本书，并通过导入溶液、浸泡摇摆、排出溶液、加热烘干，最终取出已脱酸的图书。据悉，一批书的脱酸时间大约在40分钟，加上烘干、前期准备等程序，大约需要两小时。一条脱酸生产线的脱酸处理量约为360册/日，年脱酸处理量在9万册左右。

　　“数字化”带来划时代变革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应用现代技术加强古籍数字化和缩微工作。

　　去年9月，国家图书馆向社会发布了“中华古籍资源库”，包括古籍善本影像共计10975部91467册，约占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总数的1/3.到2016年底，国家图书馆计划发布第二批6200余部善本古籍影像，至2017年底古籍善本影像发布数量将达到2.3万部。届时，国家图书馆超过80%的古籍善本可在网上免费阅览。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表示，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全国古籍品种的60%、版本的80%.“数字化是保护古籍最快、最经济的办法。一部书只有化身千百部书，才能保存下来。”

　　在图书馆界人士看来，数字化是古籍保护的有力手段。而在学术界人士看来，古籍数字化有效解决了保护与使用的矛盾。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研究员沈乃文表示，现在回头来看历史，古籍有3次重要变化，一是汉晋时期，纸质书籍逐渐取代竹帛的地位;二是五代北宋以来，册印书籍逐渐取代手抄书;三是清末民初，机器印刷书籍取代手工雕版印刷。“这三次变化比较起来，原来的书籍逐渐让位于比较方便、高效的书籍形式。”

　　沈乃文表示，我们现在站在了再次变化的门槛上，这就是古籍数字化的快速到来。“我们所有单位、个人获取古籍资源的能力完全平等，这将会带来学术研究的整体突破。”

　　“毕竟古籍是珍贵文物，翻看的次数是有限的，不能我们这代人有的看，子孙后代没的看。数字化以后，读者就不必去图书馆，在家里就能上网查看了。”张志清说。

　　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表示，全国各级图书馆都应积极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尽快建成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让全社会共享这一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古籍资源是国家的、全民族的，只有大家一起合作才能最大化地利用好古籍。”

　　延伸阅读

　　古籍修复人员奇缺 “纯手工”修复需要上千年

　　国图馆藏着200余万册（件）古籍，修复师仅有19人，80后占一半以上，年纪最大、资历最老的是已经工作了43年的杜伟生，上过他课的学生有几百人，但他长期培养的学生仅有8人，现全都在国图古籍馆文献修复室工作。

　　而与偌大的馆藏相比，修复团队的工作人员一个人一天只能修几页，碰上破损严重的，一两天才修一页。

　　“修复古籍要非常细致。”杜伟生说，在珍贵古籍面前，任何一个失误，都将给其带来致命的损害。在他43年的工作生涯中，修复过难度最大的要数《敦煌遗书》和《西夏说法图》。“《西夏说法图》破损得特别厉害，光打开纸卷我就用了一周的时间，只能拿镊子一点一点地剥，弄不好就全碎了。”杜伟生说。

　　古籍修复需要慢工出细活，但是古籍保存现状却是时不我待。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表示，2007年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人员不到100人，且绝大多数年纪很大。此后，国家和各省的古籍保护中心举办了100多次培训班，培养了数百名古籍修复人才，但人才匮乏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这数百名古籍修复人员所要面对的，是全国2800多家图书馆收藏的超过5000万册的古籍，其中1/3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在我国图书馆界，有这样一种说法，按现在的古籍修复人员数量，大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馆藏古籍全部修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