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8日，邓玉荣向来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参观的学生介绍岭南方言。廖祖平摄/光明图片



2016年年底，安徽亳州举办了我在博物馆“画”方言青少年儿童漫画大赛作品展，方言与绘画相结合，培养了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兴趣。刘勤利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2014年6月，广东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接受庄初升（左）有关木鱼歌的访谈。



2016年7月，乔全生（右一）在山西祁县调查点发音人家里实地考察现场搭建的录音场所。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语保工程背后的故事】 

　　乡音，是母亲的声声呼唤；乡音，是故乡的动听旋律；乡音，是你我的文化记忆。

　　在乡音急剧衰亡的今天，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走村入户，在田间地头调查方言文化；他们深入基层，在农家一住就是两三个月；他们挥汗如雨，在摄录间采集语言资源……

　　他们，就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的建设者，一群活跃在祖国大江南北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者。现在，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称谓——“语保人”。

　　记者近日采访了十余位“语保人”，听他们讲述乡音背后的故事。

田野里的“口耳之学”

　　“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走起来车子如同跳舞，颠得我们几乎散架，出发前也不敢吃太饱。”语保工程核心专家组成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大勤讲述了自己在西藏调查的经历，“去年7月，因为道路被山洪冲断，我们到下察隅镇调查松林话的进程多次被延缓。”

　　为呈现有特色的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面貌，语保工程调查点大多选择在较偏僻的地方。与此相伴的，常常是路途艰险、通讯不便、生活艰苦。

　　语言调查和研究工作是“口耳之学”，“音系的准确定位是难点所在。”语保工程山西首席专家、山西大学教授乔全生介绍道。

　　因此，语言学者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全神贯注地听发音、看口型，反复比字，方能定音；还要与发音人交朋友，“他信任你，才会把一些不想说的东西说给你听。”李大勤说，“比如打猎的隐语，只告诉朋友。”

　　对调查过十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李大勤而言，翻山越岭、与发音人同吃同住，早已是工作常规。然而团队里的90后研究生，却因此吃了不少苦，有的同学因为高原反应出现了呼吸困难、流鼻血甚至间歇性晕厥。

　　相比生活起居和饮食差异带来的困扰，简陋的摄录条件更是巨大挑战。乔全生记得，在山西省沁县摄录时，团队成员挨个哄院里看门的小狗，“为的是在摄录时让小狗别叫”。

　　为了采录高品质的音像材料，摄录的背景噪音不能太大。“大夏天关紧门窗，没空调，不能开电扇。一天录下来，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好几次。”经历过重新录制语料的语保工程辽宁首席专家崔蒙说，“电脑声音、窗外车声、走廊脚步声等，都会影响音频质量，如果不巧受到影响，只好重录。”

　　用胶带封堵门缝，用矿泉水瓶冻冰块降温，派专人驱赶飞禽走兽，自带熨斗熨平背景布……专家们创造各种条件防噪、降温，以保证语料摄录的质量。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莉宁介绍，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语保工程目前已有631个调查点完成调查，占5年总体规划1500个点的42%。

丰富性与濒危性并存

　　我国有130多种语言、约30种文字。语言多样性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但当前我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存在丰富性与濒危性并存的基本事实。

　　“找到一个好的发音合作人，调查工作就完成了一大半。”专家表示。这不仅因为语保工程对发音人特别是老年男性发音人祖孙三代的居住地、发音器官的生理状况等都有严格要求。而且，“语言方言的磨损程度和消失速度已远超我们想象。”西南大学文学院孙红举博士介绍，“经常会发现一种方言的典型特征，如发音特点、特殊用词或独特语法结构等已经很难在使用这种方言的某几个人身上较全面地体现出来。”

　　乔全生也表示，很多方言中的古音、古词、古义已经在年轻人的方言中消失，“比如，过去山西洪洞人称呼母亲为‘姐（jia）’，而现在很多人称呼母亲为‘妈’。再过几十年，‘羌人呼母为姐’的文献将永远成为历史。”

　　这种情况在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点或濒危语言点更为突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丁石庆介绍，根据课题组现场测试，目前中越边境会讲普标语的仅有10人，其中一位讲得最好的73岁女发音人贡友联的过世，直接导致课题组迟迟无法完成摄录。

　　不仅是语言方言，它们所承载的民间故事、谚语等口传艺术形式也面临传承断层的危机。比如广西的采茶戏、牛歌戏；赣南客家地区的木鱼歌、咸水歌……

语言是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就是这么说的，有什么可研究的？”

　　“研究土话能干啥？”

　　这是很多语言学者在调查中都曾遇到过的问题。包括从事方言学研究20多年的中山大学教授庄初升，“早期经常在田野里摸爬滚打，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方言土语，但并没有意识到许多方言快速消亡所带来的问题。”

　　普通话是我国通用语言，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则传承了母语文化和地方文化。我国的语言政策，既包括“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包括“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现在，作为语保工程广东首席专家，庄初升认为：“该说普通话的时候说普通话，该说方言的时候说方言，让两者各得其所，才能构建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

　　“语言有交际工具、思维工具、文化载体这三个功能。”李大勤引用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解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保留一种语言就保留了一种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很精致的文化观念体系。开展语言调查研究不仅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语言传承保护的关键在于激发个体对母语的认同。”作为一名达斡尔族母语人和语言学研究者，丁石庆发现，新疆达斡尔族虽然人数少，但仍然保持了较好的语言与文化态势，这与他们长期与邻近兄弟民族密切交往和友好相处，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双语及多语现象，并在新疆各兄弟民族中享有“翻译民族”美誉密不可分。

　　重庆荣昌区的客家方言岛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客家族群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古训，所以该方言岛虽处西南官话的包围之中，但200多年来仍保留着客家方言典型的语言特点。

　　语言调查实践证明，对语言方言的调查，不仅要全方位、多角度地加以记录、保存、研究，而且要与地方文化传承相结合，这才是语保工程的必然选择，也是语保工程的终极目的。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和群众对保护当地语言文化的自觉性很高。邓玉荣告诉记者，广西富川每年都有蝴蝶歌赛歌活动，因而富川“梧州话”及其承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蝴蝶歌，重新被赋予了强劲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