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时节，博物馆成为人们与亲朋好友参观浏览的旅游目的地，也成为假期里学生接受人文教育的首选地。然而，尽管教育功能被“置顶”，但国内大多数博物馆从讲解到展陈都仍显简单，观众只能当匆匆“看客”。

 

　　教育功能不给力，是国内博物馆与世界一流博物馆的主要差距。

 

　　早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博物馆在各国教育体系中就已占据重要地位，被作为非正规教育的典型代表给予充分重视。譬如，美国博物馆协会把“教育”和“为公众服务”作为博物馆工作的中心，而将“收藏”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从建立伊始即承载着启人心智、弘扬精神、推动创新的使命，依托博物馆教育民众成为当时的一项共识。譬如，康有为认为，博物馆可以“启发国人之聪明，感动国人之心志”；1896年，梁启超在《论学会》中说，欲振中国，须兴学会，“开博物院”。当时的许多精英人士也先后参与筹建博物馆等公共教育设施，如蔡元培主政教育部期间，设立主管博物馆、古物搜求等工作的社会教育司，鲁迅曾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专司博物馆等事务。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博物馆的社会角色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对“物”的守护，到对“人”的关注，再发展到今天之致力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融入和参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博物馆的公众教育职能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进而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与支持。去年3月2日，国务院颁布《博物馆条例》，把“教育”列为博物馆各项功能之首，并明确指出要“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育教学、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功能“置顶”，使博物馆既迎来了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主动顺应趋势，调整完善教育职能，推动和促进博物馆公众教育发展，成为当代博物馆的首要任务。然而，在旧有观念和习惯影响下，博物馆目前的公众教育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是博物馆以“藏品”为核心的传统运营理念和以“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自居的态度，致使“亮宝式”的文物展览、简单生涩的展品说明等屡见不鲜，看不懂、听不懂、缺少交流沟通成为阻碍公众参观实体博物馆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是在以“收藏、研究”作为首要职能的思维定式影响下，博物馆的管理者往往会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藏品的管理、保护和研究等方面，而将公众教育作为装点的花絮，或视作馆内单一部门所承担的“准业务”性质的日常工作。因得不到更多的重视和关注，博物馆的公众教育“雷声大、雨点小”，教育与收藏、研究脱节，高层次的教育研究者、组织者匮乏，不能及时有效地实现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

 

　　三是囿于“应试教育”的掣肘，博物馆与家庭、学校间未能真正了解彼此的特点和需求，由此产生了供给与需求间的错位。目前，许多博物馆开展一些面向学校的公众教育活动实效不佳，甚至流于形式，有些教育活动因未能与课程同步而被校方无奈婉拒，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常态化发展。

 

　　在博物馆实践中，传统线性教育模式的“教导解说型”、行为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刺激反应型”，正在逐渐发展为鼓励观众参与体验的“发现学习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的公众教育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效地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只有实现了从以藏品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根本转变，博物馆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