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内外的70余名专家学者，以“古籍数字化实验室建设”为主题，分别就古籍文献数字化保护手段、数字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简繁体转换与古籍数据库字形处理、数据库与网络出版、基于自动排版的古籍个性化出版等前沿课题进行了研讨。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指出，古籍数字化加快了古籍保护进程，并有效地解决了古籍利用和保护之间的矛盾。但是，目前的古籍数字化尚未形成严格规范的国家标准，古籍整理还存在许多问题，急需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对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提出了三个方向：一是内容的精细化，二是手段的现代化，三是传播的国家化。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姜锡东指出，古籍数据库对于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检索功能。现在，古籍数字化突飞猛进，需求更具个性化、多样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柴剑虹就海外所藏中国敦煌文献数字化问题提出，“合作创新模式”是古籍数字化发展的方向。浙江师范大学黄灵庚认为，国学网在古籍数字化方面走在前列，对于学术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仍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第一，《全唐诗》不录异文。而异文对于学者研究是最重要的。第二，可以继续做专业化的数据库。如出土简帛数据库等。第三，应更加扩大数据库的规模。家谱、地方志应列入数据库。上海大学杨逢彬介绍了自己利用古籍数字化产品进行学术研究的心得。他说，“审句例”是解决古书疑难问题诸多途径中的最佳途径。复旦大学吴格介绍说复旦大学图书馆在古籍数字化方面的成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古籍书影的制作，包括善本9724叶，普通古籍9399叶。第二，古籍全数据库的建设，收录古籍3047种，善本1956种，稿本、抄本590种。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图书馆馆长王雪茅指出现代学者的治学既要研究传统的人文学知识，也要利用现代技术，只有二者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学术研究。埃及学者穆罕默德·谢赫对埃及现存古代典籍的收藏和保护现状做出了生动说明，并列举了埃及国家图书馆等收藏机构在古籍数字化方面的主要成绩。韩国大真大学李燕对韩国古籍收藏数量靠前的各个机关的电子化发展简史做了梳理与介绍。

    与会者还听取了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与北京艺术博物馆联合于2014年创建的数字文献实验室的建设情况。这所全国首家以“数字文献学”为依托建成的科研实验室，目前已可以完整实现从线装古籍到当代新式纸质出版物及不同载体电子出版物的全套流程。未来将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古籍善本进行加工、存储和利用。即要具备强大的处理古籍文本、碑帖、拓片、字画、舆图等文献资料的能力，将原始文本转换成数字资源；要建立超大规模数据库，以存储海量的数据信息并在这些信息之间建立超链接联系；要有对上述数据资源进行分类、管理、挖掘、汇总的能力，以随时根据需要将数据输出为数字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