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报道称，万里长城正在遭受着来自自然和人为的双重摧残，除了八达岭、山海关之类的知名地方，许多野居的长城荒芜残败，无人管理，甚至被偷盗。

　　文章援引了2012年国家文物局的调查数据，数据显示，长城墙体保存状况总体堪忧，较好的比例只有不足10%，一般的只有约20%，消失的比例为30%。而早在2003年，长城已经登上全球100处最濒危遗址名单。

　　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说，“长城是我们最重要的历史古迹之一，千年的风霜没有摧毁它，绵延的战火没有摧毁它，却在和平的年代里被毁坏，殊为可惜，也不该如此”。

　　被和平破坏

　　数千年的中国文明，留下了无数的历史文物和古迹，而在所有历史的印记中，长城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在地理上，它蜿蜒万里，在历史中，它绵延千年，不仅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也矗立在中国人的文明史中。

　　长城并不是那么容易破坏的，但偏偏就被破坏了，杨阳说，“长城修建的很多，在古代很长的时间里，它是中原农业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是长城内农业文明长期抵御北方游牧文明南下入侵的见证。早期的长城从战国开始修建，最初是各个诸侯国各自修建，后来秦朝将各国长城连接起来，就成了万里长城。不过早期的长城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今天人们看到了，大多都是明长城，一般以青砖为材料，容易保存，不易破坏，明长城经历过许多次战火，包括现代战争的洗礼，但都破坏不大，多数保留了下来。可惜的是，这些岁月和战火没有摧毁的长城，却在现在的和平时代大规模地毁坏了”。

　　现代化的发展本身在不断地摧毁着许多传统的遗留，但长城显然不在此列，杨阳说，“长城位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分界线上，大多建立在崇山峻岭之上，和现代的城市化建设没有什么冲突，不妨碍城市的扩大，甚至也不妨碍现代道路的建设，不存在被破坏的客观原因，但依旧被破坏了，这是尤为可惜的”。

　　破坏的原因，还在于文物保护的无力，杨阳说，“一方面文物保护机构缺乏保护意识，长城经过的很多地区都是不发达地区，如果能够开发出来，变成旅游资源，对于地方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但各地的不作为，导致长城年久失修，自然坍塌，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当地的民众也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如果有一种有文化情怀的乡土意识，能够意识到，我们就住在长城脚下，这是我们独特的家园，就应该明白，破坏长城其实也是在破坏自己的家园，我想许多偷盗之类的就不会发生了，毕竟偷几块砖也不值什么钱”。

　　以维护之名去破坏更不可取

　　缺乏保护意识是一方面，放任不管，任其风化只是一种表现，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即以维护的态度去破坏，有时候，这比放任不管更值得警惕。

　　杨阳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方，他们确实会维修、维护文物古迹，但是他们缺乏文物维护的正确观念，不是去向专业人士咨询保护的方法，也不去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施工，而是干脆把旧的推倒，在废墟上面建一些全新的仿古建筑，这种仿古式的重建，其实也是对文物古迹的破坏。人们去看长城，看的是历史的沧桑，岁月的悠远，而不是去看一些假古迹”。

　　究竟如何保护文物古迹，许多人争论“修旧如旧”究竟是怎样的旧法？是当年建造时的旧呢？还是修葺之前的旧？对此，杨阳说，“《文物保护法》的表述是‘不改变文物原状’。文物保护的本义，是为了防止文物被继续破坏，比如长城，快倒了，那些给它支上架子，让它不倒，出现裂缝了，固定一下，防止裂缝扩大最终坍塌，这就是保持原状，在没有即时性的毁坏危险时，尽可能不去动它。但是保持原状本身也不是都适用一样的方法，也要根据文物的功能来分别对待。”

　　不同的文物原本的功能不同，在今天的功能也不同，因此，保持原状的维护就应该有多重方法，杨阳说，“比如说四合院，本来它就是住人的，现在也依旧住着人，对它的保护，第一就要保证居住的安全性；第二，要保证它能够适应现代生活，比如说通水、通电等，因此这时候的保持原状，适合的做法就是让它的外观和刚刚建起来时保持一致。但假如是长城这样的，只是供人游览的，那么就只要保证它不会被继续毁坏就好。同时，对于一些容易破坏的地方，也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比如说有些地方墙皮风化，那就可以采取规劝甚至禁止游客攀爬的方式来保护”。

　　文物古迹的价值在于它所蕴含的历史价值，而这价值往往是时间赋予它的，杨阳说，“那些把古迹完全推倒，重建新的仿古建筑，即便是建的和当初一模一样，也不是古迹了，它的历史价值没有了，这样的保护，毋宁说是破坏”。

　　中国史重要见证

　　在今天，关于保护长城的争议，集中在保护的方法上。不过这种共识并不是一直都有，在学界，对于长城的价值和象征意义，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杨阳介绍说，“从现代的观念来看，长城本身是农业民族抵抗游牧民族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农业民族长期封闭、保守的一种体现，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们建设一个开放的现代化国家来说，显然有不利的影响。其实这样的观点，本身是在呼唤现代化，试图扫除人们在思想上进入现代化的障碍，以更加开放的心胸和眼光去看待自我、应对世界”。

　　另一方面，从人的存在、文明的延续、生活的需求来说，长城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又绝对有保护的必要。

　　在今天，世界早已经开放，当年的争论已经平息，作为文物古迹、也作为历史见证的长城，已经有了新的意义。杨阳说，“人和别的动物不一样，人们创造了文明，也创造了历史。虽然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当下，但是却永远有追溯本源的需求，而历史，是人类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它的人文生态、精神状态是肤浅的，甚至是沙漠化的。所以，所有有人文情怀、有人文关怀的民族，都会注重历史文物的保护，那些文物古迹，它们诉说着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诉说着这个民族是如何步履蹒跚地走到今天的。就好像我们的长城，我们看到它，就能够感受到，我们祖先是通过怎样的艰辛修建它的，我们的祖先为了争取生存的空间，保护安宁的生活，究竟付出了多少血汗”。

　　人总要追求一点儿感官刺激之外的享受，一种属于精神上的陶冶和满足，而追溯自己的历史，永远都是让我们精神更加丰富的最好途径。杨阳说，“长城不仅是旅游资源，也不仅仅是一堵长长的墙，也是我们感受生命、感受生活的重要精神财富”。

　　应引入民间保护组织

　　所有对于历史的尊重，其实都是为了现在活得更好，也是为了未来攀得更高，所以，即便是以功利的标准去判断，保护历史，保护我们的过去，也是必需的付出。

　　杨阳说，“记住历史，不仅可以激励人们的忧患意识，也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对历史一无所知的民族，既不可能是有人文情怀的民族，也不可能是创造未来的民族”。

　　这就是保护的意义，杨阳说，“我们创造了财富，但不仅仅只是用来消耗掉，用来吃喝享受，拿出一部分来，保护历史，既是告慰先人，也是告诫后人，还是激励自己。”

　　万里长城，可以想象它的保护是一个艰巨的事业，而需要保护的，绝不仅仅是长城，杨阳说，“悠久的历史，绵长的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有时候太多了，也就不重视了，许多时候保护者不胜其烦，保护不过来”。

　　保护不过来，依旧要保护，杨阳说，“应该调动民间组织的力量，不仅仅由政府来保护，在世界上，有许多专注于保护文物的民间组织，致力于文物的保护、维修、维护。假如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些民间的基金会，让它们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特别是长城这样跨越许多省市的古迹，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存在很多协调的问题，但如果能够引入民间保护组织，情况就会好很多。此外，也应该从教育中培育人们良好的历史观、文物观，让普通人也有好的文物保护意识，这样形成政府、民间、当地百姓共同组成的文物保护系统，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杨阳：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