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最近热门话题，那么流传千百年的“一路”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密码？它对我们当下的发展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5月18日至9月30日，将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基础图书馆举行的《从敦煌到犁靬(音jiān)：浙江大学新获丝绸之路研究外文文献展(一)》，也许能让我们管中窥豹，了解一二。

　　提起丝绸之路，有两个西方人的名字是绕不过去的——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20世纪初，他们进入敦煌，除了带走大量文物外，也对当地进行了地理、考古调查。回到欧洲后，文物被学术机构珍藏，报告则震撼了学界。

　　尽管这些“探险者”的角色始终不那么光明磊落，但从学术层面来看，他们留下的记录具有无可取代的史料价值。首次高清晰发布的斯坦因敦煌佛画绘画图录，和他的三次敦煌考古报告，都被视为研究敦煌最重要的基本资料；而伯希和与他的摄影师努瓦特在《敦煌石窟》中记录的石窟原貌，今天许多已经消失，只能从书中追寻。

　　这些珍贵的图书和资料，都将在这次展览中露面。一些珍本，我们以前只能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这样的学术机构里才有机会见到。展览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

　　用城市考古报告

　　勾连起真实的丝路文明

　　四年前，浙江大学开始筹建艺术与考古图书馆，这些图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从全球范围内觅得的。目前，浙大关于丝路专题的图书收藏已达到5000余种。

　　这些书大多图文并茂，还配有细致的数据——它们与普通书籍有所不同，更确切的“身份”，是考古调查或报告。

　　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即绿洲丝绸之路，经由中国敦煌，结束于埃及的重要港口亚历山大里亚(就是《史记》中所称的“犁靬”，开通于公元前2世纪，张骞在西域的探险，后因唐代政权在西域的结束而关闭。

　　这段历史中，人类迎来了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

　　所谓“丝绸之路”，就是这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的主干道，往来其中的，有使臣、士兵、商人、僧侣，他们带来了西方织物、中国丝绸、印度香料、波斯金属器、中亚良马等。此后，任何一部关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叙事，都绕不开丝绸之路。

　　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交汇中发生的历史事件，远比家喻户晓的张骞出使西域要丰富，但因为文献记载少而模糊，要还原关于丝路的历史细节，主要依赖于考古调查和发掘。

　　此次展览，便选择了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沿线城市，用这些城市的考古报告，来勾连起真实可靠的丝路历史与文明——它们都是丝路历史与文明发生的主要地点，19世纪以来迄今的丝路考古，也主要集中于这些城市的遗址。

　　近代丝路沿线的考古发掘，起步于19世纪，一开始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持，后来中国建立了完整的考古系统。经过一百余年世界考古学家的探险、调查、发掘，湮灭千余年的丝路历史，才开始呈现一个大体清晰的轮廓。

　　“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其实是典型的西方视角

　　今年年初，大英图书馆中国部前主任伍芳思在杭州开了一场讲座，名为“丝绸之路与敦煌文献的西方视角”，在讲述生动而有趣的细节前，她特别强调了“西方视角”这四个字，提示我们，看待丝绸之路，不同文明、地域、国家、人，认识都有所不同。

　　更重要的提示在于，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丝绸之路，以及丝绸之路中的中国。

　　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丝绸之路”这个名字，便是一种典型的西方视角，它发自19世纪的德国学者李希特霍芬。自古希腊以来，中国就以“丝国”著称，在李希特霍芬自幼熟读、奉为经典的拉丁作品里，就记录了罗马上层对丝绸的狂热。

　　但在丝绸之路上，与丝绸一样重要的，还有宗教，还有香料、金器、黄金、宝石等等，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中亚的良马，因为它赋予了汉朝扩张的能力。因此，从重要性而言，这东西交通的网络，可以有不同的命名。

　　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缪哲教授指出，“丝绸之路”的命名，正是著名学者萨义德所称的“西方对东方规训”的一种。他请读者试为“丝绸之路”改一名字，如“佛教之路”或“良马之路”，来体会一下它所带来的文化心理的暗示。

　　今天，当我们重新谈论丝绸之路时，文化学者的视角，是一种新的启发。在展览图录的序言中，浙大副校长罗卫东说，丝路文明，特别是敦煌学研究，几乎伴随了浙江大学118年的办学历史，常书鸿、向达、姜亮夫、蒋礼鸿几代学者薪火相继，取得了称誉学林的辉煌业绩，展览既是对这些前辈师长的纪念，也对师生和校友作了一次相当有意义的丝路文明教育。

　　浙江大学计划自今年起，连续举办三次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外文文献展，这一次是“绿洲丝绸之路”，接下来是“海洋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为主题的文献展。

　　平日里，这些珍本被细心珍藏在浙大很古典气的外文书籍特藏室里。展览前，缪哲教授向记者展示了一部分。这些书在出版时就已是重要的学术资料，大多是大部头的样式，古典考究，书籍装桢、印刷水平等细节，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

　　《敦煌石窟》

　　作者：法国学者伯希和

　　1908年，伯希和进入敦煌莫高窟，除了挑选藏经洞文书、佛画外，还对石窟进行了编号、测绘、记录。他的摄影师努瓦特拍摄了石窟壁画，伯希和则抄录了壁画题记。《敦煌石窟》就是努瓦特的摄影记录，内容为伯希和记录的第1~182窟的外景、洞窟彩塑和壁画，368张图版，对北魏至北宋时期莫高窟，做了全面系统的记录。这套书记录的石窟原貌，有许多今天已消失。

　　《千佛：中国西陲敦煌石窟寺的佛教绘画》

　　作者：英国学者斯坦因、宾雍

　　斯坦因劫自敦煌的文物中，以盛唐至北宋的绘画最著名，其中包括绢本、麻布本与纸本绘画，以及幡画、刺绣画及锦织等，总计约500余件。1921年，斯坦因拣选其精品，印成对开精美图录《千佛》。图录由48幅单页图版与一册文字构成。撰文者宾雍在图录中，对作品材质、技法、造型风格与图像学内容做了辨析。这是敦煌佛画的首次高清晰发布，也是敦煌学研究的基本史料。

　　《阿富汗卡塔干省与巴达克山省的调查报告》 作者：阿富汗史官布尔汗丁·库什卡奇·汗

　　这本书对研究古代丝路地理、考古及20世纪初阿富汗脱离英国独立时期的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波斯文原版，除浙大所藏外，全球仅存两部，分藏于哈佛大学与伦敦亚非学院，但两者皆缺少最后四页，浙大所藏此册是目前全球已知唯一完整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