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当一件文物被摆在展台上，镭射灯光一打，那些它所经历的时代——太平盛世或者兵荒马乱，它所遇见的人——王孙贵胄或者平民百姓，它所见证的事——生离死别或者花前月下，都像是突然被按下了“回放键”，静静地流淌出来。不管是过了一百年还是一万年，它都能告诉后来者，这些是属于你的“历史基因”和“文化身份证”。

    “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和文物的魅力。中国文物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有形载体，从它们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廷皓说。

回首文物之法的“来时路”

    2月2日，有关媒体对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川底乡半坡村古建筑损毁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几年前，因为影响采煤，这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半坡古村被夷为平地。

    此事被曝光后，晋城市政府表示将采取得力措施积极整改，依法依规严查违法行为。那么，目前我国文物能够依靠哪些法规得到相应保护呢？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告诉记者，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出台，将文物保护纳入法制轨道。2002年、2013年，文物保护法两次大修，为进一步保护好文物创造了法律条件。

    2005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到2015年要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要使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深入人心。

    2009年发布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作用的意见》，体现出对公众参与依法保护文物的空前重视。

    2012年4月至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分赴多地进行检查，这是文物保护法实施30年来的首次执法检查。

    新近公布的《博物馆条例》将于3月20日起施行。《条例》针对藏品尤其是文物藏品的取得、安全保护、使用管理等分别作出规定。

    “目前，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以《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博物馆条例》等为核心的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体系，规范、引导文化遗产事业的法治化发展。”励小捷说，“这对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让我们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得到体面的、有尊严的保护，将起到重要作用。”

直面文物保护的“断头路”

    1月3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南诏镇拱辰楼发生火灾。仅仅两个小时，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拱辰楼就化为废墟。事后查明，巍山县文广局未经审批，擅自将拱辰楼租给南诏古乐团作表演场地，而该乐团电器短路引发火灾。

    像这种违法行为导致文物遭受灭顶之灾的案例并不少见。仅2014年，国家文物局督办文物违法案件就达64起，包括徐州市韩桥煤矿旧址损毁案、阿尔山市阿尔山车站损毁案等。

    张廷皓还跟记者分享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事情发生在刚刚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旁边。江苏省淮安市决定在该市东南的里运河（古代大运河河道）和现今京杭大运河河道之间建设旅游项目。许多专家认为该项目的政治、生态、经济风险都很大。但是当地政府在去年11月强行动工，很快就挖出古代运河的水工遗存。张廷皓紧急向有关领导汇报，才得以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初步发掘结果表明，这是明代永乐年间修建的船闸，闸体保存完整，在全世界运河水工文物中都极为罕见。”张廷皓心有余悸又略感庆幸地说。

    “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果显示，过去的23年间我国约有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年均消失约2000处。而且该数据呈快速上升趋势，经测算，2014年全国有上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告诉记者。

    “尽管文物保护法的各项规定非常明确，文物部门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对文物的破坏行为仍是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利益驱动下，有法不依、违法难究、以权代法情况严重。”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分析道。

破解保护困局的“快车道”

    2014年10月26日，陕西省丹凤县水泥工人李磊在作业时发现一柄战国时期的青铜剑，主动上交给县文物部门之后，获得荣誉证书和奖金500元。这在网络上引起一片“太寒酸”的打抱不平之声。

    “为了鼓励人们对文物事业的支持，应该进一步完善激励政策。不仅让社会力量愿意参与文物保护，而且在其参与后能够在精神、名誉、物质上得到一定好处。”励小捷说，目前有的省市已在制定相关政策，特别是对在第一时间发现人对文物处置权方面，提出奖励办法。

    单霁翔认为，破解文物保护困局的根本途径，是切实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要认真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开展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法规的研究工作，不断补充和解释法律法规，实现文化遗产法律框架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还要加强文物巡视，过去一个市就两三辆执法车、十几个人，我们的设备还不如盗墓贼，怎么保护文物？”苏士澍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据记者了解，全国有不少地区从未配备过文物执法车，而有些地区在公车改革中把文物执法车撤销了。“近年来盗墓之风屡禁不止，文物保护形势十分严峻。撤销文物执法车就像把执法者的腿锯掉了，执法者很难随时巡视，更不能及时赶到事发现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痛心疾首地说。

    谈到执法队伍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李卫东频频摇头。她曾担任过银川市副市长，分管文物工作。据她介绍，整个银川市文保人员总共才20来个人。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副省长夏红民也持这样的观点：“对于甘肃这样的文物大省，靠目前的执法队伍根本忙不过来。”

    据单霁翔介绍，目前我国仅有北京、浙江和新疆三地设有专门的省级文物行政执法机构，专门设有文物执法处室的也仅有16个省份。对此，张廷皓建议制定国家文物保护督查制度，在国家文物局设立督察总队，向各地派驻督察特派机构，选拔优秀干部充实督察队伍。同时聘请文物督察监督员，协助督察机构工作。这一建议得到了文博系统代表委员的一致支持。

    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显示，目前全国不可移动文物76万多处。正在进行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初步估计，目前国有单位的文物收藏量为4500万件。

    这些文物，它们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证它们完好无缺地向未来走去。作为历史的“接棒者”，我们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得到文物所蕴含的“中国故事”的滋养。

    （本报记者 焦健 牛梦笛 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