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电影导演冯小刚呼吁恢复部分有文化含义的繁体字，并将一定数量的繁体字增加到小学课程中，旨在“让小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繁体字复活的议题再次在国家层面的会议上浮现，并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汉字简化并不是割裂传统文化

　　长征（作家）

　　全国政协委员冯小刚提出的呼吁恢复部分有文化含义的繁体字，并将一定数量的繁体字增加到小学课程中的提案，备受公众关注。其实，汉字的繁简之争在历届两会上一直存在。在以往的两会上，甚至还有代表和委员提出要用十年时间系统复活繁体字。看来，繁体字该不该复活已经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绕不过去的一道考题，很有全民讨论的必要。

　　冯小刚委员用“親不见，愛无心”的举例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他还再三强调说，此举旨在“让小学生感受传统文化”。而我看，传统文化是不是能够很好地传承，根本不在于要不要复活繁体字，繁体字复活没有意义。

　　首先，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而应该重视精髓把握。支持繁体字复活的人非常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因素，他们甚至把传统文化传承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汉字简化的过错。他们认为繁体字蕴藏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愫，汉字简化后，依靠繁体字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被割裂了，失去了汉字的灵魂。他们甚至举例说：“汉字简化后，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等等。似乎，繁体字简化是一种错误，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不力就是因为我们简化了汉字。这是一种谬论。看看他们举出的这些例子就能知道，他们太过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因素，太愿意做表面文章。传统文化的传承根本上说是民族意识和文化理念的延续，是入脑走心的精神活动，最根本的是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而文字只是传播工具，是一种交流载体，过分强调文字的符号意识，是重表轻里的浅层思维。“親不见，愛无心”之说抓人眼球可以，但不能作用于人的心灵。有了“见”和有了“心”之后，亲和爱这两个字不一定就有了道德约束力。不亲不爱的人写了有“见”有“心”的繁体字，并不能就真的成为了知亲有爱的人。汉字简化是五十年前的事，在汉字简化之前，全都使用繁体字，那时的亲和爱两个字都有“见”有“心”，但那时不是仍然存在许多无亲无爱之人吗？怎么能把无亲无爱之徒的存在归咎于汉字简化？这也太难圆其说了。中国古代有很多人甚至都不识汉字，但在孝亲博爱方面仍然成为世人楷模，那才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展现，与这两个字有没有“见”和“心”有什么关系吗？

　　其次，汉字简化只是简化了书写难度，并没有丢弃它的内在含义，也没有背离造字“六法”。现在使用的大部分简化汉字也仍然是遵循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方法组成，怎么能有割裂传统文化之说？“麵有麦，運有车”真的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繁体字复活彰显传统文化的传承

　　鹏越（媒体评论员）

　　在全国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时，素有“小钢炮”之称的冯小刚联合张国立提出了一个恢复部分繁体字，让部分繁体字进入中小学课本的提案。而这一提案，得到了不少政协委员们的认可。笔者为这一提案点赞！

　　汉字的形成经历了几千年，在文化传承上作用不言而喻。汉字的六书，即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特别是象形和会意，根据事物的特征，把事物的形状描绘下来，然后不断规范和慢慢地固定下来，并且见字之形即知其意。可以说，象形和会意和谐地融合在汉字的结构中。

　　1964年5月，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的确，简化字笔画减少，可减少书写所耗时间和精力，结构清晰也更容易辨认，印刷时可采用更小字体，节省油墨和纸资源。但是，简化字也存有问题，诸如：部分字形相近容易误认、无法呈现内涵及解释字源、合并汉字导致歧义增加、丧失艺术美感、破坏汉字系统性，等等。例如，钟，由繁体字“鍾”、“鐘”简化而来。“鍾”与“鐘”虽同音而不同义：“鍾”是古时的酒器，也多作姓用；而“鐘”则是一种打击乐器或计时器，两者不能混用。故在《辞海》“钟”的条目中，均须用“（鍾）”以示与“鐘”之区别。简繁不“一一对应”而是“一对多”，导致了歧义和误解。本意在于省减，实际上增加了麻烦。凡此种种，不能一一列举。因此，简化字对字本身是简化了，但在使用中的麻烦却增加了，反而繁化。难怪陈寅恪、钱钟书等大家学者不写简体，出书也从来不用简体。

　　简化字为许多学者诟病，就连力挺简化字的文字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也表示：“我从不否认简体字存在弊端，我们曾经提出恢复八个繁体字，比如‘乾湿’的‘乾’和‘干部’的‘干’区分开，但就是这八个字也没能通过。” 然而，2009年，我国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却恢复使用了“砂”、“萍”、“锺”等六个繁体字。

　　目前，全球使用繁体字的华人约为4000万人，只有简化字使用者的1/33；而中国大陆习惯写简化字的占95.25%，写繁体字的只占0.92%，剩余的3.83%繁简并用。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应当以“汉字”申遗，繁体字到了该抢救的时刻了。

　　当代著名剧作家、作家、诗人苏叔阳说：“方块汉字是民族统一的文化长城。”传播中国文字之美，恢复蕴藏着丰富的审美和诗意、深厚的文化意蕴和魅力的繁体字，“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文字的美，给他们多讲讲繁体字的故事，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潘庆林、冯小刚、张国立、郁钧剑等人的心愿，更是千千万万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人的心愿。

　　汉字简化适应走向世界的大趋势

　　阎姝宏（教育工作者）

　　每一种文字的完善和演进都是为了交流和沟通的便利，汉字简化正是为了适应在更大范围内的交流和沟通所需。尽管从现在来看，复活繁体字有利于在港台和海外华人聚集的地域扩大交流，但从更长远的目标来看，汉字简化能够适应走向世界的大趋势。从这一点来看，复活繁体字意义不大。

　　汉字早就被联合国规定为国际沟通的常用语言之一。随着中国的发展，汉语言文化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学习汉语的热潮已经在世界各地兴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所以，讨论汉字的规范问题，不能仅看重它在汉字文化圈和华人聚集地的交流需要，而要看到它作为世界范围语言沟通的发展趋势。

　　即使是在汉字文化圈内，汉字简化也早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新加坡、韩国的汉字简化方案几乎与中国完全一致或大部分一致。日本现在通行的汉字字体，简化程度虽远不如中国大陆的简体字，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汉字与中国现行简体字相同或非常相似。甚至有学者提出，日本借简化汉字成功实现扫盲。马来西亚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使用繁体字，1977年后政府推广简体汉字，媒体、出版物等也纷纷效仿。但马来西亚政府当年推广简体字时，并没有禁止繁体字的使用，人们可以自由使用简体或繁体字。泰国则是将所有华文学校都纳入允许教学简化字的范围。汉字文化圈各国对汉字简化的普遍认可，也预示着汉字简化还有更大的空间和需要，汉字简化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大趋势。

　　汉字简化一直是文化发展和扩大交流的必然之路。最早的汉字作为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正式书面语言，笔画和结构简单、涵盖内容也较少。汉字体系不断发展之后，限制了更大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早在1935年，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郁达夫、郭沫若等200多名文化教育界名人联合发起了早期的汉字简化运动。随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汉字还将继续简化。

　　繁体字复活有利于更大范围的交流

　　陆云（市民）

　　简体汉字的使用范围有限，过度简化的汉字只能成为中国大陆的书面语言，连和港台及海外华人沟通及交流都有困难。随着大中华概念的崛起，为了适应与更大范围的汉字使用者之间的交流，让一些有普遍需要的繁体字复活，会是一件惠及各方的好事。从这一点来说，繁体字复活很有意义。

　　过于简化的汉字成了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交流的障碍。曾被台湾媒体引为笑谈的“幹手器”事件就是一例。在中国大陆的一些酒店卫生间里，常常有干手器的提示标贴。在繁体字中“乾濕”、“樹幹”、“干戈”中的“乾”、“幹”、“干”在简体字中被统一成“干”字。但为了适应与港澳台及海外华人的交流，有些酒店就出于好心把它翻回繁体字，写成了“幹手器”。习惯于使用繁体字的港澳台及海外同胞则看不懂其中的意思，一时成为笑谈。如果一直使用繁体字，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交流障碍。

　　过于简化的汉字还会限制人们对传统文化和经典古籍的使用和挖掘。汉字简化只有50多年的历史，对于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文化而言，这一瞬间的转变会极大限制人们对传统文化和经典古籍的使用和挖掘。不认识繁体字就读不了经典古籍。最有说服力的事件是“北大没有后汉书”一事。1984年，《人民日报》头版曾刊发了一篇文章引发整个汉字文化圈的轰动。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北大图书馆没有《后汉书》”，说的是一位教授在北大图书馆借阅原版的《后汉书》，恰好书名上“後漢書”三个字都是繁体字，结果不认识繁体字的图书管理员便告知该教授北大图书馆没有此书。此事一时成为笑谈。作为北大这样一所世界名校，图书馆的管理员竟然在繁体字与简体字的互换使用过程中出现这样的笑话，不应被看做一时疏忽，这其实是汉字简化负面作用的一个缩影。虽然我们有理由批评这位图书管理员，但我们更应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支持繁体字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