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孟 欣
提及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会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然而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来自西方的评价并不能也不足以涵盖中国古代丰富多样的科技成就。
近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推选出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共85项,分为科学发现29项、技术发明43项、工程成就13项,基本涵盖中国古代各学科及技术门类中原创性强、影响力大的科技成就。
古代科技发明清单出炉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实际源于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卡丹就认为中国人的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整个古代无法与之相比的三大发明”。包含了造纸术在内的“四大发明说”经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传播,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随着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深入,“四大发明”的地位逐渐被撼动,已远不能涵盖中国古代众多的科技成就,也不能满足公众对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水平迫切的需求。“经过近百年的努力,科技史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突破‘四大发明说’之局限的学术条件早已具备,迫切呼唤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下,梳理中外科技史、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古代发明创造做出审慎的学术评估。”研究组成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柏春告诉记者。
张柏春介绍,“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评选”于2013年8月启动,整个评选活动历时一年半。入选项目中既包括公众熟悉的造纸术、指南车、地动仪等,也包括水稻栽培、猪的驯化以及制图六体、块范法等公众不甚了解的科技成就。
什么样的科技能够被称为“重要”而入选呢?张柏春告诉记者,在选择标准上重点考虑三个方面:突出原创性、反映古代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对世界文明有重要影响。
“首先要保证每项发明要有可靠的考古证据或文献记载证明它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或者属于最早之一,并且特色鲜明;在年代范围较宽的情况下,通常选较晚的时期。同时,我们力图做到在国际视野下进行判断,征询一些国际专家的意见,国际上争议较大的内容暂未列入其中。”张柏春介绍。
为思考当下发展提供启发
近年来,古代科技遗产逐渐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还被纳入到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一些博物馆、科技馆,人们时常看到中国古代科技专题的展示;2005年,国家文物局开展实施“指南针计划”,通过文物挖掘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文化部实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也将许多传统工艺选入保护名录。
长期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认为,虽然许多古代科技不再应用于现代生产,甚至仅在书籍中流传下来,但当我们面临许多现代发展困惑的时候,仍需追溯到过去,在传统智慧中寻找答案。
“近代西方科技体系传入、市场化高度发展,导致当代科技呈现出忽视自身传统特色、发展过于单一化的问题。由此导致的诸如环境问题、科技伦理等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并从古代科技中寻找答案。比如,人们逐渐热衷绿色农业、有机食品,崇尚传统保健、养生,都是对古代农业、医学的借鉴和吸纳。古代科技不仅为现代发展找到了突破口,还成为当下生活的新时尚。”刘兵告诉记者。
刘兵认为,在我们发掘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不应忘记古代科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科技发明,包括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科技观,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保护文化多样性和我们的民族特征、历史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提供传统文化
保护的评判依据
据了解,“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名单的出炉,是从多门类入手,试图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做整体把握,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保护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指南针计划’主要通过文物探讨古代科技问题,但是许多科技成果只记载在文献中却没有实物存留。我们将文献与文物结合研究、相互印证,进而得出相对完整的发明清单。希望文献研究者与考古研究者能够携手开展跨学科的合作,解决古代科技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学术难题。”张柏春告诉记者。
张柏春表示,该研究能够为科技遗产的保护提供评判依据,以合理地衡量哪些遗产是最值得保护的,某项技术应当选取怎样的代表作加以保护,使那些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必要的保护、有效的传承。
“比如,不晚于公元1世纪出现的分离谷粒和糠皮的风扇车,就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在当代中国农村还可以找到。这种装置设计精巧,后来被传到欧洲,填补了欧洲农业技术的一项空白。当代的某些欧洲博物馆陈列着风扇车,并且标明它来自中国。相比之下,中国人并不了解或不在意老旧的风扇车在技术史上的地位及对其他文明的贡献,也未将它视为值得保护的文化遗产。”张柏春告诉记者。
同时,张柏春认为,选取保护内容时,还必须考察它的核心技术是否与古代科技一脉相承,辨别出那些与传统技术结合起来的现代技术,这样才符合文化遗产价值判断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