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旭明建议类似的著名作家流沙河，也曾说过：“小学高年级必须加五分之一的文言文，初中课文应该有一半的文言文，进入高中就不应该学白话文，全部用文言文。”他当时的中学国文老师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只选讲《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他课余又跟着一个老秀才听他逐字逐句讲《诗经》、《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可以说，他的古文底子和文字功夫全在课本外。

　　在增加什么古文时先看看现在语文课本有哪些病症，北大教授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中开诊探病，他觉得语文教育是在政治与科学夹缝中求生存，政治向语文教学强力渗透严重，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妨碍了语文的发展。

　　无独有偶，台湾也有类似的经历。《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曾兼任过教科书主任一职，当时正面临教科书的改革，旧版大多选取含有政治历史节庆、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蒋中正的训词和孙文的励志篇，政治色彩浓厚得令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后面大加删减，增加了古典现代小说、散文、诗歌，课本面目一新。为语文教材题写封面的台静农老师赞她：“敢这么编语文课本，有骨气！”回首这段历史，齐邦媛庆幸从1973年后台湾中学生至少是读了真正的语文教科书，而不再是政治的宣传品。

　　我们的语文教改一直在批判中前行，但没有类似这样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过程。现行的语文教材政治色彩依然留存，三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篇课文叫《一面五星红旗》，讲一个中国留学生划船落水遇救，宁肯饿着也不肯拿五星红旗换吃喝的情节。这跟早些年语文课本中《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不惜生命，晕倒雪地严重冻伤被迫截肢的故事如出一辙。还有一篇课文《卖木雕的少年》是说一位中国游客在南非买纪念品时忘了带钱，晚上卖纪念品的南非小孩居然送纪念品到酒店等到游客送给她，而且不收钱。我泱泱大国，万邦来朝的优越感表露无遗。

　　这样的价值观跟现在我们提倡的生命可贵，爱惜自己，平等交易这些现代观念格格不入。

　　所以，要语文课本改革，像齐邦媛那样的骨气还得有，更重要的是勇于做减法，剥离语文身上附加的政治和说教色彩，选出真正有营养的美文来让孩子们亲近。

　　不过，语文教育可以事在人为，有的老师有课堂上也灵活教学，多有创见。前不久，听了一堂公开语文课，简直有些惊喜。

　　老师这次甩开课本，讲绘本《黑色的国王》。她把上面的文字都去掉，只留下图画让同学们先观察，猜测、补充，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个故事接龙完成。然后再把原来的文字补充上去，让孩子对比没想到被忽略的情节，最后再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

　　一堂课，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表述能力、总结能力以及写作能力轮番被调动整合了一次。跟语文教学熟练自如说写的目的相当接近。

　　历史上，考语文考能力的案例发生在1932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委托陈寅恪代拟夏季入学考试国文题目，陈拟定作文一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还有对对子小题若干，其中一则为：上联“孙行者”，求对句。虽然对对子这种私塾年代的小儿科在当时放倒不少大学生，但考能力这个路径是语文考试的正宗。

　　说起来，大学入学的语文考试方式是整个语文教改的指挥棒，如果高考的语文考试能像陈寅恪出的题目一样，写文章和对对子，那么小学和中学的语文教育肯定会围绕着这个指挥棒适时调整。上行下必效焉。所以说，与其围绕着语文课本的内容做加减法，不如痛下杀手从高考的语文考法改起，从考能力入手，否则治标不治本，换汤不换药，再好的课本内容也会被死板的考试方式折磨得奄奄一息。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