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修兵

    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文物局主办、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海疆万里行”系列活动之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技术与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讨会在福建厦门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水下文化遗产的探测及保护技术、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考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相关对策等问题展开讨论。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取得重要进展

    “国家文物局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市也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或专门条款，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陈培军在研讨会上表示，在工作层面，先后开展了“南海I号”“南澳I号”等水下考古项目，“中国考古01”船也建成使用。国家文物局与公安部、国家海洋局联合开展多项合作，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独立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机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成立，并相继设立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南海基地、西沙工作站、北海基地、宁波基地、福建基地和武汉基地等，这一系列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取得重要进展。

    “当前，我国海洋安全环境依然复杂，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保护任务依然繁重。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推动社会各界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努力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纳入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纳入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陈培军说。

    合作推进技术创新

    “相关部门应继续依托现已形成的合作基础，共同加强相关工作。当前国家已经着手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海洋部门将积极组织编制‘全民海洋意识教育和海洋文化建设’十三五规划，其中必将包含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海洋局办公室副主任王斌在会议上表示，海洋部门也已启动《海洋基本法》立法工作，也会涉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希望各级文物部门大力支持这些工作，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层面实现两部门工作的合作双赢，有效应对海洋大开发形势下水下文化遗产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加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在大规模沿海开发区域实施抢救性工程。同时，综合运用好文物和海洋的管理和执法手段，包括海域使用管理、海岛保护、海洋工程环境保护、海洋保护区等方面的法规制度，有效保护水下文化遗产。

    王斌建议，各相关部门应合作推进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创新。综合运用“蛟龙号”7000米载人深潜技术、“数字海洋”信息系统、海洋系列卫星、特种海洋工程装备、立体监视监测体系等多方面的技术，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各类技术支撑和保障。进一步扩大海洋领域合作视野，挖掘各方技术潜力，发挥海洋科技创新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关键作用。深化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文化建设方面的交流合作。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水下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我国当前面对的复杂尖锐的维权斗争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将中华民族先人在我国管辖海域留存的珍贵遗产转化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利器，需要我们共同加大发掘、保护和研究力度，并且加强信息交流成果。

    公众保护意识尚待提升

    国家文物局水下遗产保护中心书记张威、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所长余兴光、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所所长姜波、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甘才超等围绕水下文物探测、保护技术体系研究、海洋文化传承与海上丝绸经济带建设等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

    “我国水下考古学的学科架构尚未建立，水下考古报告的整理出版工作需进一步加强，水下考古与相关学科的整合有待加强，社会公众的水下遗产保护意识尚待提升。”张威表示。

    余兴光告诉记者，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在水下文物探测、保护技术体系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主要通过集成多种探测、监测技术手段进行水下文物探测和检测技术研究，并开展水下文物保护环境现状调查和保护研究，最终建立水下文物保存环境评估技术方法和管理对策。”他说，目前主要完成了对于盗捞监测浮标的技术设计。该监测浮标利用海洋声学方法分析海洋水下声探测信号。同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并自动保存、记录既定范围内的过往船舶信息，通过监控水下文物盗捞船，实现对水下文物的实时监测与保护。

    “应增加就地保护原则。水下文物一旦打捞出水，新一轮的侵蚀过程很快就会开始，物品很容易遭受腐坏乃至彻底灭失。” 甘才超表示，还应细化现有的文物发现报告和奖励制度，激励渔民等发现者主动报告其发现，上交打捞出的文物。同时，增加对违反者的处罚力度，并加大社会宣传和公众教育，增强全民保护意识，使全社会都来关注和保护水下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