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北京段
 

    大运河历史水系在古都北京营造、发展、传承、利用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是对北京城市的营造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大运河水系供给了砖石、木材等大量的建筑材料，确保了都城的顺利营造。因此，有北京城是水上漂来的说法。此外，沿运河水系形成了仓廪、寺庙道观、桥梁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了古都风貌。

    二是对北京城市格局的规划、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大运河供水系统（如瓮山泊，今颐和园），为都城提供了生活用水和园林景观用水，传承、发展了六海水系及北海等皇家园林体系。明清两代六海水系作为北京城水利枢纽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直至今天，这些皇家园林和水系仍在发挥着维系城市中心区生态系统、调节小气候、创造宜居城市环境的重要作用。

    三是为国家统一和政权的稳固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运河水系沟通了古都北京与中国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在确保了都城所需物资源源不断输送的同时，也为政令的执行和边疆防御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四是推动了水利工程建设和工程技术的发展。主要是历史水系开凿、维护等工程，建设了一系列河道、桥、闸等水利工程，促进了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至今，仍保留有西城区澄清中闸（万宁桥）、澄清下闸（东不压桥）和朝阳区平津闸等水工遗产。

    五是对大运河沿岸文化交流、风俗传统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大运河运行过程中，促进了南北方各地区的文化、风俗、饮食、工艺等交流融合，如南方的戏剧、饮食文化等随同运河水系一同传递到了古都北京。

    城市水系的传承利用又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城市水系传承利用体现中国历代城市的规划营造传统。我国古代城市的营造选址、街巷肌理等都与水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水系规划是城市规划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千百年来，历代城市规划建设者将天然的河湖水系、湖泊池藻等与城市的规划设计结合起来，城市规划建设十分重视城与水的密切联系，有的城市甚至通过人工疏浚、开凿等方式将水系引入城市中，形成刚柔并济的城市，既为城市提供必需的水资源，又营造各种园林水系景观，完善和丰富城市的人居环境，中国古代的城市尤其重视这一点。

    自13世纪的元代起至今，700余年中六海（南海、中海、北海、前海、后海、西海）为中心的水系一直是北京历代都城的中心。河湖水系不仅对元、明、清等历代王朝的宫殿选址、营建，而且对三代都城的选址、建设，以至现在北京城市格局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在空间意义上，水系的存在不仅奠定了元代的都城、皇城、宫城基本格局，也因此奠定了此后北京城700余年的基本格局，对北京城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元大都以来，六海水系一直是北京城市最为重要的水利系统。直至今日，仍在城市景观、生态、供水、蓄水、排水、泄洪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水利枢纽的作用。

    二是城市水系传承利用体现中国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传统文化。礼乐文化，按照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大致在殷周时期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乐统同，礼辨异”，也就是说“礼”是强调秩序的，“乐”是强调和谐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中国的城市与建筑的营造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同的等级在建筑上体现了不同的位置、布局、高度、屋面形制以及色彩等秩序特点，即为“礼”；而不同的建筑能够保持各自的个性，通过水系的沟通与灵活穿插，有韵律地形成一个整体和谐共处，即为“乐”。既强调不同建筑类型的基本秩序与规则，维持其礼制分明的建筑特色，又保持不同建筑、园林、水系的差异和各自特色。

    儒道文化。儒道互补是2000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体现在建筑领域，中国的传统建筑既有等级秩序严肃的一面，也有自然山水融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儒道思想共同的泛神论也使中国的传统建筑不同于西方教堂等宗教建筑那种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摆脱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连在一起的，即便是宗庙建筑也是神人同在的；中国传统建筑将木结构建筑运用发挥到极致，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表现在建筑物严格对称结构上，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理性），构成了中国建筑的基本审美特征。随着文人士大夫追求更为自由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园林艺术也日趋发展完善，强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强调建筑与山水（甚至风水）、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即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之美。当然，浪漫主义始终没有太多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在建筑中仍然没有离开平面布局的理性精神基本线索，玩赏的自由园林（道）来弥补居住的整齐建筑群落（儒），与儒道哲学思想的对立补充关系一样。平面铺开的胡同四合院的规整格局、肌理以及建筑、庭院、园林、水系有机组合，营造城市、庭院中强调的建筑与园林、山水的有机结合，根据不同的场所与功能布置不同的特色，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北京市文物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