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令社会各界倍感振奋，尤其在文艺界、文艺理论界引发强烈共鸣，激起广泛热议。总书记重要讲话强调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哪些重要观点？对当今文艺创作与研究有何重大意义？对照总书记讲话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比以往传统教材有何突破与改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该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童庆炳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总书记此次讲话，厚重深刻而又充满新意，对当代中国文艺发展无疑是重要的指南、激励与鞭策。您对此有何感触？
童庆炳：我最大的感受是：总书记讲话高屋建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性、时代感，不是旧有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立足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论述、新表达、新发展。在讲话中，总书记始终把文艺工作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论述，深刻揭示了文艺工作对于今日中国的重要价值，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也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
总书记讲话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那就是文学和我们所处时代的关系。他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切入，从中国人民面对的新的理想、新的世界、新的梦想——中国梦出发，特别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这就使文艺工作者从内心迸发了豪情与自觉，立志创作出伟大时代呼唤的伟大作品，从而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就总的思想来讲，总书记讲话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又有很多创新之处。比如，他从现实出发谈文艺问题，既肯定了当前文艺界“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的喜人成绩，也尖锐地指出了不足——“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等等。既然如此，文艺工作者就必须“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这是艺术创作原则的新的表达。再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思想在毛泽东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就已有体现，1956年正式提出，是我们党指导艺术和科学发展的一贯方针。此次总书记不但重申了这一方针，还将其进一步具体化了。怎样才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出精品呢？他认为，一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二要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三要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四要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五要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这些具体论述，有利于“双百方针”进一步落到实处。
记者：“人民”，这个字眼在总书记此次讲话中高频出现。这透露出什么？我们知道，您在较早的文章中就曾提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文学应该是“人民文学”。
童庆炳：人民和人民的实践，这一点总书记是当作中心观点来讲的，是贯穿讲话的一条红线。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艺创作的根本方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这个道理总书记讲得非常透彻、非常精彩。他一再强调：“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我认为，这些表述把列宁“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更加时代化、具体化了。
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看，首先，人民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其次，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后，作品的成败高下，不是由评论家说了算，而是由人民群众说了算。所以在各个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民群众是文艺的中心。我们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我们是为人民而艺术；我们当然也要抒发个人的喜怒哀乐，但这种情感是和人民群众的情感洪流融汇在一起，与实现中国梦密切相关的。
文学艺术的中国话语从哪里来？只能从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中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说：“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今天，总书记用有力的语言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可见，文学能动地反映生活。没有生活，没有对生活的能动的反映，就没有文学。作家莫言之所以能够写出好作品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生活的那块土地、那里的人民看作写作的源头活水，“眼睛始终向下”，所以笔下有生活、有力量。他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源于故乡，超越故乡》，他甚至连别的地方发生的故事都要挪到“高密乡”来写，所以他的作品能够受到世界人民喜爱。
记者：总书记讲话中反复强调的还有一点：文艺对价值观的塑造与引导。“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您对此作何理解？
童庆炳：伟大的文艺作品是永远开不败的花，它会流传万世，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我们今天很多感情都包含在李白、杜甫的感情中，已经被先辈作家们表达得非常动人。中华文化成为今天这样的文化，是跟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独特性密切相关的。精神产品具有独特的力量，它不是一般的说理，而是传达、激发感情。比如我们那代人，很多都是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红岩》等文艺作品，受到情感的激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应当看到，强调文学艺术作品的导向性，是和当今激烈的价值观交锋、很多现实弊端对人的影响相关联的。今天，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急速发展的时代也带来了一些丑恶、卑下的东西，无形中影响着人的精神面貌。这种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文艺的力量，抵御邪恶与卑下，张扬起时代精神的大旗。真正优秀的作品往往会使我们的精神境界大大提高一步。因为我们被文艺的力量打动了，心灵得到净化，对丑恶现象的抵御能力就会提高。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里，从“文学价值论”的角度进行了专门论述。
记者：我们知道，这本教材出版后得到了各界好评，被评价为“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发展和新成果”，它是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文学理论自身发展规律的统一的？有哪些创新与亮点？
童庆炳：先说文学价值论。在传统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的教材特意增加了“文学价值论”和“文学接受论”两论。在文学价值论中，教材从作家和读者两方面论述了文学价值的生成和实现，批评了把文学当作追逐利润的“摇钱树”、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或泄私愤谋私利的工具和手段等不良倾向，从真善美三方面论述了文学价值的内涵和评定，并着重论述了文学价值的多样性和主导性，特别指出：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主导价值必须也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强调文学艺术要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反映时代精神，引领历史进步，从而使文学价值理论既有时代使命感，又有现实针对性。
这本教材是完全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编写的。我们注重内容的现实性、时代性，为了充分听取师生诉求，我们先后走访了34所高校进行调研。在写作中，首先要求各章各节，甚至使用的例子都要体现“中国化”原则，用中国的思想、中国的话语来写中国的教材，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理论》作为第一章加以论述，而第一章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学理论讲得相对简要，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新发展则讲得比较具体、切实，并专门拿出一节，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这是此前同类教材中从未有过的。
此外，“人民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的这些重要观点，教材中也都有比较充分的阐述。可以说，这部教材对现时代的文学性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致力于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和语言艺术性有机地统合到一起，充分吸收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扩展与深化。
教材出版后，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肯定意见，被评价为“贯彻党中央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方针原则，体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鲜明特色，反映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崭新实践”“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理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当然，教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面临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总书记讲话中说得入木三分，这些内容我们在修订时要加以吸收，进一步完善。
记者：总书记讲话对文艺创作者、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期待。您认为文艺理论界应承担起怎样的责任，如何履行使命？
童庆炳：总书记的讲话不但是文艺工作者、创作者的思想指南，也为我们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指明了道路。
我国文艺理论界现状如何？成绩自然有，但问题不可谓不多，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现在的文学理论界有种风气，认为西方的理论一定比中国的高明，因此不加辨别地搬用、套用西方理论，用国外的理论条文来“宰割”本国活生生的现实，结果必然是格格不入的，直接造成很多文章内容空洞，下定义者和推论者多，分析现实、讲道理者少，这不可取。西方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等与我们有很大差异，我们可以有所借鉴，但绝不能照搬照抄。否则，文学理论就一头扎进了死胡同。
总书记讲话再一次启示我们，评论家、理论家研究作品也要结合现实，要和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结合，不能一味地空谈理论。只有把理论和实践真正结合起来，文学理论才会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助推“人民的文艺”引领时代风气。（本报记者 王斯敏 张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