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旧居外景。本报记者 颜维琦摄
 

丰子恺旧居外景。本报记者 颜维琦摄
 

    10月17日，丰子恺研究会在微信上发布了一则《告丰子恺艺术爱好者》的消息：“今天我们抱歉地通知大家，丰子恺旧居因受一楼部分邻居百般阻挠不许游客参观，开放四年半之久的丰子恺旧居被迫暂时关闭……”消息一出，立时引发众人的不解与惋惜。

    10月22日，记者来到丰子恺旧居。只见大门紧闭，门口的矮树丛上摆放着一块硬纸板，“居民住宅，谢绝参观，谅解”的黑色字样赫然入目。门后，伸出来的晾衣绳上挂着的四五件衣服透出一楼住户的生活气息。此时，仍有游客前来参观，看到“谢绝参观”的字样后又敲门无应，只能离去。

日月楼中日月难

    丰子恺旧居位于上海黄浦区陕西南路39弄93号，这幢三层的西班牙式建筑是丰老一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人生最后的居所。

    1954年，丰老用金条“顶”下了93号这幢小楼，开始了之后21年苦难与欢乐并具的生活。

    二楼屋内的阳台中间有一个梯形突口，在此天窗可从不同角度观日出日落，赏当空皓月，丰老便美居室名为“日月楼”。室内挂着他与马一浮先生合作的对联 “日月楼中日月长”“星河界里星河转”，其情其志一度传为佳话。

    而这段时间也是丰老写作、翻译、绘画的鼎盛时期，他历译俄文之《猎人笔记》、日文之《源氏物语》；写下《缘缘堂随笔》和《续笔》等文章；出版了《丰子恺画集》《子恺儿童漫画》等，并完成了《护生画集》的第五、第六集。“文革”期间，“日月楼”一楼被房管所造反派强占，丰老一家十几口人只能挤在二楼和三楼，床铺狭小连双腿亦无法伸直。随着1975年丰老的去世，其后人相继离开此处，而“日月楼”始终未落实政策归还。

    2008年，丰老后人出资350万元买回了“日月楼”二楼和三楼的租赁权。由于资金问题，当时未能与一楼的三户人家谈妥，协议也就没有签下来。之后二楼、三楼经过修缮，辟为丰子恺旧居陈列室，并于2010年开始免费对外开放，展出丰子恺生平、绘画、文学、艺术、译作和书法等。4年多来，已接待参观者5.4万人次。

    去年8月，旧居内展示的《护生画集》失窃，后人以“灵魂讣告”以示众人。而日月楼的“苦难”并未停止，今年9月，一楼后楼的住户认为旧居开放参观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开始阻挠参观者上楼参观。

邻里纷争起何处

    日月楼里日月长，而如今云横日月，令人感慨不已。丰子恺外孙杨子耘遗憾地告诉记者：“近期应该是不会开放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只能‘急流勇退’。”

    记者了解到，旧居一楼共有三户住户，其中一家常年不在此处居住，便将一间小屋出租给别人，所以他们实际相处的是两户人家。说起纷争缘由，杨子耘坦言，一开始来旧居参观的人并不多，那时候尚无太多纷争，但后来参观者越来越多。每周三至周日开放，工作日一天40多人前来，而双休日则有一两百人，进进出出确实有影响，所以他们在前面铺设了地毯。每年的端午、中秋、春节，也会给邻居送些补贴以示歉意。

    “相对而言，游客参观对一楼前楼住户的影响较大，因为通往二楼的楼梯口正对着他们的门，对后楼住户的影响较小。” 杨子耘说，前楼住户遇到问题都能协商解决，但后楼住户却一直阻挠参观，也很难打交道。“后楼住户数次拆坏我们的门铃，后来我们把它藏在信箱里，只露出一个可以按的位置，但是没想到有人把胶水灌了进去。最后我们只好从上面垂一根绳子下来，挂上丰先生《买粽子》的画，来参观的人一拉，铃一响，我们便下去开门。”

    说到此处，杨子耘显得十分无奈。黄浦区文化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丰子恺旧居的现状在上海众多名人故居中比较特殊，开放参观与居民生活之间矛盾确实存在。今年前10月就有1.6万人次来参观，“这么多人在家门口进进出出，多少会有干扰，邻居有意见，这也能理解”。

    事实上，此前黄浦区文化局、旧居所属辖区派出所、居委会都前来协调过，与后楼住户商议解决方案。记者从39弄大门往前步行50米左右，右拐进一个弄堂，寻到了后楼。楼上隐约传来声响，但记者敲了铁门很久，也无人应答。

旧居开放陷僵局

    其实从今年9月起，旧居就一直处于断断续续开放的状态。记者前往瑞金二路街道锦江居委会了解情况，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调解过很多次，“我们当然希望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也很愿意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其实冷处理更好，但现在媒体报道之后，大家都端着架子没法坐下来协商，我们也很为难。”

    对于这四年多的开放，丰子恺外孙、丰子恺旧居主要负责人宋雪君向媒体表示：“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丰老先生，但我们不想强求政府，也不想强求楼下邻居，没办法解决就顺其自然。开放的四年里，要感谢丰子恺艺术爱好者的支持，这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了。”

    “日月楼很小，可是经过大家的宣传，能让那么多人走进这里触摸丰先生的生活和创作。”杨子耘感慨，“双休日的时候，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参观。来旧居的海外游客也特别多，一天我值班的时候，接待了4批海外游客，有一批游客甚至来自比利时、美国等5个国家。相比高楼大厦，他们更想探究深藏在城市中的文化。”

旧居难题不应无解

    丰子恺旧居未来到底该怎么走？难题究竟何解？杨子耘告诉记者，目前有个人、也有旅游公司前来接洽，更有丰子恺弟子想拿出丰老画作进行义卖筹措资金，但事情要得到解决，恐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朱敏彦认为：“游客参观肯定会对邻居有所影响，但居民之间应该好好协调，合理补偿是必要的，但不能漫天要价。说到底，文物保护是全体公民的责任。从另一角度而言，其实前来参观的人们都是客人，试问谁又有权力去限制别人到主人家里拜访呢？”

    丰子恺旧居被迫关闭一事也折射出目前名人故居保护的种种难题。朱敏彦介绍，现今上海名人故居保护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由政府出资，将重要名人故居列为文物管理机构，并成立专门的文物管理委员会；二是由政府出资，将重要名人故居与纪念馆建设相结合，例如中共一大、二大会址；其三就是丰子恺旧居这种采取民办公助形式，政府协调，家属出资出力，这也是比较提倡的一种模式。还有整合资源，形成名人旧居一条街、挂牌纪念、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参与等形式。

    初步统计，目前上海名人故居约有两三百处，大部分都有人居住，只有极小部分被辟为专门的纪念馆。这么多处名人故居，政府显然是无法全部“背”下来的。而历史遗留下来的旧居产权不明晰问题，正是引发此次丰子恺旧居风波的根本原因。

    由家属回购管理的民办公助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这种形式虽然值得提倡，但如果长久，就会有两方面问题。”朱敏彦认为，第一，政府的支持往往没有做到常态化，之后的日常管理方面就会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第二，随着家属后人年龄增长，往往精力不济，管理者由第二代、第三代逐渐传承到第四代。而第四代没有与先人一起生活过，感情上相对淡薄，又有各自的工作在身，很难专注管理。

    对于丰子恺旧居的长期保护和开发，朱敏彦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除了对邻里关系的不断协调外，关键是要通过基金会的形式，长期运作稳定的资金。政府方面要加大公助力度，尤其在经费、协调和宣传方面，同时更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吸引更多爱好者、研究者参与保护，形成相对稳定的志愿者队伍。”（本报记者 颜维琦 本报通讯员 陈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