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成功源于理念和价值

    我们都知道，现代大学体制可以溯源到德国柏林大学。这座创办于1810年的大学，早已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而这无疑要归功于威廉·洪堡的教育改革理念。从制度设计上讲，洪堡诚然创立了一套科研与教学合为一体的现代大学综合体系。但柏林大学的真正成功的地方，毋宁说更来源于理念的力量和价值的塑造。当代德国学者将柏林大学的成功概括为“柏林精神”，认为其代表了德意志大学的精神传统，熔铸了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远在德意志还未完成政治统一时，已经在思想上构建出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共同体。没有这种文化上的统一，后来的政治统一恐怕难以想象。不少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大思想家都为这种“柏林精神”贡献了思想力量。

    令人吃惊的是，柏林大学在短短十几年内已完全成形，成为普鲁士乃至全德国的思想中心。这一成就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黑格尔1818年就职于柏林大学。当黑格尔最终成为柏林大学校长时，这座大学也就跻身于普鲁士乃至全德国的思想中心。黑格尔作出的一大贡献就在于把大学精神和个体精神、民族精神三位一体，同步进行建构。

    黑格尔之所以这样来讨论大学精神，实际上针对的是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德意志民族如何形成一个价值共同体，换言之，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冲击，如何建构起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认同。从黑格尔有关大学精神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立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教化”（Bildung）理念，守护人的精神家园，坚守民族的精神传统，从而发挥出凝聚力量。大学的意义就在于，培植着个体素养，传承着民族传统，同时也提升了人类的精神，并且将个体、民族和人类缔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大学应提供知识和思想

    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变革时代，依照大学的核心价值，我认为：我们的大学就应该给学生们提供两样重要的东西，一是知识，二是思想。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仅与知识的生产和积累息息相关，也离不开思想的推动和引导。

    不过，我们大学提供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其特殊性，在我看来，大学要提供的应当是真的知识和好的思想。从好的一面来说，知识就是力量，可以引导一个民族、引导全人类向上发展。不过，从坏的一面来说，工具理性的宰制似乎同样是知识难以避免的结果。康德早有先见之明，他认为应该悬置知识，从而给信仰留出地盘。这样一种紧张今天仍然是我们大学的困境之一。我们猛烈地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物化，正是因为知识在引导我们向前、向上的时候也可以引导我们向下，甚至会把我们带偏。德国这个思想的国度，同样无法避免这个难题。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样更富有知识，也更富有思想。但是世界上也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因为知识和思想而干出了极具破坏力的事情，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所以说，引导我们求真，求善，求美的，应该是真的知识和好的思想。

大学应成为观察者和参与者

    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大学的制度和生态趋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学术自由的原则逐渐被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取代。这种“学术资本主义”仅仅将大学视为知识生产的车间，而不考虑知识对人类的贡献，泯灭了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海德格尔早已将大学中的被异化的科研称之为“企业活动”（Betrieb）。与这种技术性思维相伴随的，必然是大学的平庸化。“学术资本主义”兴许可以造就某种学术共同体，但这种学术共同体毋宁说是学术上的利益共同体，它泯灭了大学精神的批判锋芒，将具有崇高目标的学术活动变为冷冰冰的利益计算和分配，将学术共同体的交往与互动，转变为毫无创造力的机械生产。长此以往，不仅无法形成具有良好的知识创造与交流的学术共同体，更不利于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的团结，甚至会侵蚀我们民族价值共同体建构的精神基础。

    大学在坚守自身精神家园的同时，还应当保持一种批判性思维的敏锐性。因为现代大学精神所依凭的学术自由和坚守精神，无非是指一种反思的姿态。这就要求我们成为社会进程中的冷静观察者和积极参与者。观察者的身份可以帮助我们理性地思考和把握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参与者的身份可以让我们免于陷入冷漠的科学主义，让我们不至于丢掉建立在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唯有如此，才能捍卫大学的核心价值，发挥大学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实现大学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同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曹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