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号笠翁，清初戏曲家、曲论家、小说家，杰出的日常生活美学大师。他的名字曾如明星一样家喻户晓，红遍17世纪的中国大地——虽然少数封建卫道者对他颇有微词，但大多数人，上至达官，下至草民，雅至舞文弄墨的士大夫，俗至目不识丁的引车贩浆者流和妇人小儿，都喜欢他、赏识他，为他的作品所倾倒。

　　他的剧本，有时候上半部刚一脱稿即被抢去付诸演出，不得不急急撰写下半部以为后继，许多优伶因能搬演笠翁作品而身价倍增。几百年来，李渔作品《笠翁十种曲》《闲情偶寄》《一家言》等无数次被重印、翻刻乃至盗版;李渔所创造的喜剧让人们一直笑到现在，他的剧目如《风筝误》《怜香伴》等，今天还在被各剧种上演。

　　一

　　李渔生前，人们常称他“怪物”“异人”，这实在是对他生动而真实的写照。他“怪”在何处?“异”在哪里?因其行为违抗时俗、作品标怪立异也。他的人生光彩在“怪”“异”，他的历史贡献亦由“怪”“异”生发的超越性而来，“怪”“异”实乃其艺术创造的标志性品格。

　　李渔之“怪”“异”似乎与生俱来。从小，他干什么都别出心裁，特立独行。进入青年，他的许多行为也很“另类”。19岁那年，父亲去世。按旧时习俗，死者逝去，葬后第一天晚上曰“起煞”，鬼魂随之而去;而第七天晚上，鬼魂要回家巡视，曰“回煞”，这一晚，亲人须移外避鬼，不然有性命之虞。一位“日者”(以占候卜筮为业的人)以此规劝李渔，李渔却质疑：遍读圣贤之书，并无“回煞”之论;翻检历史，亦不见“回煞”记载。于经无据，于史无证，人们却笃信不疑，岂非咄咄怪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李卓吾也告诫人们，不要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再看看邻里百家，也并没听说哪个有“回煞”之难。于是李渔认定：“我之所师者心，心觉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于世何为乎?”于是他挥笔写了一篇《回煞辩》，痛斥“回煞”之谬，令“日者”哑口无言。

　　李渔读书，爱作翻案文章，满脑子逆向和多向思维。前人大都赞扬春秋时晋国大臣介子推的耿耿忠心和自我牺牲精神;李渔则一反历史定见，认为介子推是伪君子。介子推当年追随晋公子重耳逃亡国外，曾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煮了给重耳吃。后来重耳成了晋文公，重赏流亡时跟随他的人，唯独没有介子推的份儿。当时有人作歌这么唱道：“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怨怼之情显而易见。由此，李渔推测：介子推“割股”，可能是做样子给重耳看，以图他日之报。李渔认为，这并不崇高。

　　有个故事说，尧帝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一听，忙说：“请不要弄脏我的耳朵!”赶快到颍水去洗耳;此时又恰逢巢父在颖水下游饮牛，立刻把牛牵走，说：“请不要弄脏我牛的嘴!”李渔看了这段记载，笑道：当年的天下竟然如此一文不值，逢人即让，还不如小孩手里的一个馅饼，怎能令人相信!李渔真乃名副其实的“疑古”先驱。

　　李渔就是这样不信邪、不唯书，违俗违众，自由狂放，不愿受常规约束，“我性本疏纵，议者憎披猖”。亦正因此，李渔在各个领域向凡俗和陈规开战。

　　二

　　按常规，作传奇(即戏曲)重在词曲和音律，李渔则反其道，提出“结构第一”的口号，因为“传奇之设，专为登场”，戏曲是通过优伶演给人看的，不是像诗文那样置于案头供人阅读的，因而“结构”最重要。李渔论戏曲布局之“立主脑”“密针线”，论戏曲语言之“贵显浅”“重机趣”，论戏曲音律之“恪守词韵”“凛遵曲谱”“别解务头”，论戏曲宾白之“声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简”，论戏曲格局之“出脚色”“小收煞”“大收煞”……都贯穿“结构第一”的思想，这是戏曲史上的创新。李渔还把以往的“案头之曲”扭转为“场上之曲”，把以往戏曲“抒情中心”扭转为“叙事中心”。以往的戏曲总是把“抒情性”放在第一位，眼睛着重盯在戏曲的抒情性因素上，而常常对戏曲的叙事性视而不见，连金圣叹也不能免俗。而李渔则认为戏曲应以叙事为主，在他的作品中大大加强了以叙事功能见长的宾白的分量，从而做出了历史性超越。

　　李渔不仅对中国曲论卓有洞见，同时也是清初白话小说第一人，在他之前，小说家大都袭用宋元作品的老故事、旧关目，照搬成事。李渔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摆脱对前人作品现成故事的依傍，自己挖掘新情事、寻求新人物、构想新关目，进行全新的创造。孙楷第说：“冯梦龙述古之作，有时只就本事敷衍，不能加上新生命;在笠翁的小说，是篇篇有他的新生命的。”就此而言，李渔堪称勇敢的小说革新家，他走出了小说创作的新路子，比冯梦龙等人大大前进了一步。

　　他的园林美学，倡导的也是超越凡俗的创新思想。李渔生活的时代，某些“通侯贵戚”造园，不讲究艺术个性，以效仿名园为荣。有的人在造园之先就告诉大匠：“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而主持造园的大匠也必以“立户开窗，安廊置阁，事事皆仿名园，丝毫不谬”而居功。李渔勇敢地否定了这些错误观念。他以辛辣的口吻批评说：“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盛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立异之文人;下之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李渔提倡的是“不拘成见”“出自己裁”，充分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他自称“性又不喜雷同，好为新异”，葺居治宅必“创新异之篇”。他的那些园林作品，如层园、芥子园、伊园等，都表现出李渔独特的艺术个性。

　　三

　　李渔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反盗版。李渔当时写书、编书、刻书，以获取正当收益，维持一家生计。如此辛辛苦苦赚钱谋生，哪容得不法之徒盗版?然而，盗李渔之版者，连连在苏州、杭州出现;因此，李渔连连出“战”。李渔维护自己的出版权益毫不含糊，他说：“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斗志之坚决，由此可见。今天看来，三百多年前李渔说的话，与现代中国的作家权益法中的许多精神，十分吻合;他所表现出来的希望通过辛勤劳动、公平竞争而获得生计，这种强烈的版权意识，以及誓与盗版行为“决一死战”的决心，非常难能可贵。

　　在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怪”“异”之李渔，许多思想都显得那么不合世俗、那么超前，他大胆创新的品性使他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息，他的思想、作品总是追求日新月异，他熟悉传统而又惯于“自我作古”——颇类似于近代西方卢梭、托克维尔等人所谓“自我统治”，即个体不服从他人的意志。他总是接连不断而又出人意料地展示奇异招数，想人所不敢想，道人所未曾道;他的传奇和小说总是语破天惊，能“救得人活、又笑得人死”，难怪他常常被人视为“怪物”“异人”。面对李渔这样的品性，再想想今天各级学校培养出来的许多小绵羊、大绵羊式的青少年——他们善于死背课本、死记老师的话，高分低能，缺乏逆向思维、多向思维与创造能力，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