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具茨山皇冠状岩画

　　编者按：对于广大国学爱好者来说，关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具有恒久思想魅力的话题。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岩画学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主办，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承办的“具茨山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学者们的发言，让我们把对黄帝时代的探寻与一个叫“具茨山”的地方联系了起来。

　　具茨山与上古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李学勤

　　二十四史是以《史记》为首的，《史记》是以《五帝本纪》为首的，《五帝本纪》是以黄帝为首的。以黄帝作为我们正史的开始，这一点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我们祖先以来传统的文化理念，肯定了中华文明的开端和作为人文初祖的黄帝的历史地位。而黄帝的历史传说，从来都是和具茨山和新郑结合在一起的。

　　“具茨”这个词本身非常古老。而具茨山有关的历史可见于先秦文献。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是庄子的《徐无鬼》篇，战国时期的著作。里边记述：“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对此，《水经注》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解释说，“大隗山即具茨山也”。大隗是一个神仙的传说人物，可是它也是这个具茨山的名称。所以说大隗山就是具茨山。《水经注》同时也提到了新郑。该书引用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当时的新郑县是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这也就是说，关于具茨山和新郑的传说，自古以来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的。所以说新郑和具茨山和黄帝的历史传说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点对我们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我们理解具茨山岩画以及有关的考古遗址，它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地位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天，尤其是一些国外的汉学家认为，黄帝和类似的中国古史传说，可以说基本上，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什么历史价值，根本不应该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各位专家进一步探讨和讨论。像黄帝这样的古史传说，在今天探究上古历史和文明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传说居怎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在我们研究里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五帝本纪》后面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尚书》里面没有黄帝的内容，百家诸子言黄帝，有很多矛盾、不雅驯的地方，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是战国时候的著作没有疑问。《五帝本纪》内容根据这两篇文章。《五帝本纪》讲黄帝是根据历史传留下来的文献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不但考虑到儒家的著作《五帝德》《帝系姓》，还考虑到诸子百家各方面的材料，做了充分的收集，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他做了旅行和实地的调查研究。而民间关于黄帝的传说和传世的文献基本上是符合的。大家明白《五帝本纪》不是随便写的。以《五帝本纪》为代表的古史架构是不能够简单否定的。

　　否定中国传统古史架构的所谓疑古的说法，实际上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是有关中国古代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潮流。对于里面涉及到的人物我们应该区别来看。疑古学风开始是从康有为，后来还有北大的崔适。顾颉刚说受康崔之学。康有为的疑古跟后面的像胡适先生，他们的疑古性质不同。康有为变法维新，所以要对古代一些正统的传说加以改变，提出孔子改制。他的学术观点和他的政治主张是密切结合起来的。

　　在这之后，还应注意到日本人白鸟库吉。白鸟库吉在日本影响很大，今天在这不多做评论，因为他后面的研究是很清楚。白鸟库吉这一学派，讲“尧舜禹抹杀论”，它的兴起和日本历史所谓的“脱亚”，就是要离开亚洲，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应该说是相关的。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后兴起的以胡适先生早期的见解、以顾颉刚先生代表的“古史辨”的学派，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思潮，是新文化运动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所做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启蒙和进步意义。从1923年开始，古史界的讨论，疑古学风影响很大，到现在它的影响不只在国内，特别是在海外。在海外你讲讲黄帝试试，他们绝对不会肯定的，主要是受这样学风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中疑古学风兴起之后，对于疑古学派就有一些不同的批评。比如王国维先生。他对于疑古学风的批评不是在事后，是当时。当时大家就问王国维，王先生，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说，怀疑的精神是对的，可是在建设方面不够。

　　王国维先生1925年秋天在清华讲《古史新证》的课。首先一点，古史传说里面有神话因素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这个神话是不是就有没有研究价值了?王国维说得很清楚，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这是世界各国之所同。我们是要把它区分开来，找出它的史实的背景。第二点，王国维先生指出，在上古没有文字的时代主要就是依靠口传，这话完全对。因为当时的历史传说都是口传下来的，古代的传说中间，神话的因素就是这么进去的，经过长时期口传，才变成记载。这样一些古史传说，就没有研究价值?那样的话，古代文明早期就不能研究?再有一点，晚出的文献，甚至于百家的杂说，都应该参考。大家知道，王国维和罗振玉一起发现了王亥。王亥不是商代的，已经是非常之古老的一个人物，在古书里面基本看不见，经过甲骨文的研究，然后从诸子百家甚至《山海经》等著作里面把这个故事钩稽出来。大家要知道这样的发现，使我们看到即使是很晚的一些诸子百家的书，甚至于像《山海经》这样怪异的作品，它还都有历史价值。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对于疑古学风的这点意见也是很重要的，这是王国维先生的批评。

　　就在前几天，在上海大学举行了一个“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国际学术讨论会”。谢维扬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品质》。文章提出一个新的对于疑古学风的批评论点。他说，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很大的问题是因为是单线发展。层累造成的意味着不断地单线发展。古代传说的变化实际上可能是很复杂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如果是单线的话，你就得把古史传说排队，越排越晚。童书业先生的论点就说黄帝成为中国历史的头一个，最早是战国末。大家想想，这个论点就不合理了。如果最早是战国末，离司马迁太近了，他怎么会采用这样一个说法呢?他是不可能采用的。

　　刚才我们讲到了研究古史传说的方法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古史传说的时代当然不同于后面的时代。我们不妨把古史分成几个不同的段落，比方说头一段，从春秋战国以下，包括春秋战国，我们有很详细的文献记载，我们有《左传》《国语》《战国策》，我们还有其他诸子百家很丰富的记载，完全可以用文献为依据进行详细的研究，去和考古的发现互相对比和印证。可是从这个以前，我们做“夏商周断代工程”，常说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就不行了，因为西周就没有这么多的材料，当然我们有《诗经》《尚书》，还有《周礼》，还有其他一些材料，然而毕竟不能和春秋、战国相比。可是包括商代晚期一直到西周，我们还有甲骨文、金文，还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在已发现的甲骨文前面，比如说武丁以前，或者说盘庚迁殷之前，基本上就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了，可是我们多少还是有一些材料是可以做的。至于再往前的古史时代，当然就是靠传说，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史料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阶梯性的不同。越往前，正如考古学老前辈指出的，更依靠考古学的研究。现在的话，我想我们的任务，就是包括我们讨论的具茨山的调查研究，用现代的考古学的科学的工作成果来解释和对照古史传说，把这些方面，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从疑古走到释古，对传说里的古史给予正确的科学的解释。

　　黄帝时代：从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转型

　　李伯谦

　　李学勤先生讲得非常精彩。他的主要观点，我举双手赞成。

　　现在对中国远古和上古历史的研究，我认为主要有三个不同的话语系统。一个话语系统至少是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的，到司马迁做了总结的。这是传说史学和文献史学的一个系统：三皇五帝、夏商周。这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出现得最早。第二个系统是考古学。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传入中国之后兴起的。以生产工具的材质做标准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第三个系统是从摩尔根开始，讲蒙昧、野蛮、文明时代，到马克思主义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就是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讲古代历史演变。

　　对于这三种表述，不存在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我们现在的研究，应该是综合的研究，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我们古代历史的演变。

　　我特别要说一说，对传说史学和文献史学应该引起重视。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兴起的疑古思潮，讲黄帝传说很早的时候是没有的，到战国时期才出现黄帝。其实从史料上看，也不完全如此。我们看，《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商以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而且是说封“先圣王”之后，可见在商代末年、西周初年，这个时候黄帝的传说、唐尧的传说就存在，而且在武王心目当中都是先圣王。这绝对不是到战国时期才有的。从这点来看，这个传说就非常非常早。这个史料大家很少提。

　　我们学术发展到今天，对传说史学、文献史学构建的三皇五帝夏商周这样一个系统，应该做出基本的肯定和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规律，从采集、渔猎到有了农业，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无可厚非。

　　黄帝时代究竟怎么样?根据文献，很多朋友都很熟悉。黄帝时代已经发生了社会的分化，原始时代的基本平等的状况有很大的改变，有了管理机构，战争很多，也有很多发明创造。现在我们可以想到，那些作为文明时代才有的东西都是那个时代开始发明的，什么舟车、指南车，制定嫁娶、礼仪制度都是从黄帝时期开始的。所以我们看到文献当中对黄帝的记述，和对三皇时代、神农时代的记述很不一样。这种对黄帝记述的状况，与考古学兴起以后对石器时代的表述能不能对应?我觉得是可以对应的。就是说，仰韶文化后期的庙底沟类型到龙山文化早期，4500～5300年前，中间大概800多年，这一段基本上是可以对应的。从考古学上看，它呈现的面貌和文献记载黄帝时期的状况，我觉得基本是一致的。

　　就在这个时期，社会的复杂化，有了非常明显的迹象，大型的聚落出现了。这个在半坡时期是看不到的。过去大家对仰韶文化包括对庙底沟类型，认为尽管分布很广，但是跟红山文化相比还是落后一些。现在看来并不如此。在灵宝西坡发现了大型房子的面积大概至少是100多平方米，在甘肃我们也发现这个阶段的有5米长，3米多宽的贵族墓葬。社会分化，贫富分化，高下之分已经出现。这个时期在很多遗址中发现，非正常埋葬的人的迹象都有了，在郑州的西山遗址也有了。西山遗址是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有城的大型聚落，大概是距今约5300年，4500年以上。这样一个社会状况和文献记述的黄帝时代是基本契合的。

　　黄帝时期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按照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演变三个阶段的划分，应该相当于古国阶段。王震中先生把这个阶段叫作邦国阶段。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之为酋邦阶段。有了酋长，酋，豪酋，不能用以前的氏族部落的状况来衡量了。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再往下发展我认为就可能进入了王国阶段。最早有这种迹象的是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距今5800年。从崧泽文化再往下发展到了良渚文化。尽管它是从崧泽文化继承发展来的，但有很大的不同。那些贵族墓葬，除了随葬的钺这些兵器之外，有大量的宗教祭祀的东西，玉器出来了。而且有着290万平方米大的城址。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已经进入了王国阶段，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和它相应的在中原地区是山西的陶寺遗址。中原地区从陶寺开始进入王国阶段。现在一般都认为，陶寺可能就是唐尧的都城所在地，河南登封的王城岗是禹都阳城的所在地。这个情况说明，从传说的史学到后来有了文献记载的史学一脉相承下来，但它确实是有科学性的，这是不能否定的，是可以从考古学上加以证实的，能够得到支持的。

　　这里我想说的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为代表的这个文化系统，在过去的考古学界，都认为它比较后进。你看人家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一个墓可以有上百件的玉器出来。而河南仰韶文化随葬品特别少，而且很粗糙。后来我们考虑，觉得这可能不是落后的表现，而恰恰是他所走的道路不同的表现。中原走的这条道路比较简约，不那么铺张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信仰的是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其他都以崇拜自然神为主。祖先崇拜首先要考虑自己的传宗接代，永续发展。所以他不会把创造的所有社会财富都贡献给神灵。正是因为他走的这样一条道路，所以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之后，龙山文化、二里头夏文化，夏、商、周一代一代接着，延续下来了。尽管朝代有改变，但是这种文化，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以祖先崇拜信仰为主的文化延续下来了。它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把周围那些曾经的辉煌一时的文化的一些先进因素逐步地吸收进来，融合进来，越来越壮大。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文化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我们回头看五千年以来，发展过程当中，黄帝时代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因此，司马迁在他的《五帝本纪》当中把黄帝作为第一位来讲，完全是有根据的，是有道理的，是顺应民心的。后来历朝历代都要祭祀黄帝，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把黄帝作为人文初祖、人文始祖是完全应该的。

　　具茨山与中华文明的研究要长期搞下去

　　许嘉璐

　　李学勤、李伯谦两位先生都讲得非常好。宫长为研究员的会议总结也非常好。会后要抓紧时间，整理出版本次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的论文和发言，结集出版。

　　世界的考古学理论来自于西方，百年来中国考古基本上是沿着西方的考古理论。但中国的考古有它的特点，单拿着西方的理论架构和方法来衡量具茨山，有很多的不合。到底是我们具茨山迁就西方的方法论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中西融合。

　　具茨山岩画年代的断代非常重要。按现在专家讨论的，至少是八千年到一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对岩画的研究，西方高于我们，当然我们应该借鉴。对具茨山岩画要分门别类开一些专题研讨会，甚至可以召开国际研讨会，把国际上研究岩画的顶级专家聚集起来，开一个规模大一些的国际研讨会。在研究的同时要立项，研讨、立项和申报国保单位是相辅相成的，也可以说是相互推动的。

　　口传历史和历史文献证明，新郑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都，是黄帝故里。口传历史不是无根据的。我们要尊重祖先、尊重祖先对老祖先、老老祖先的信仰。黄帝出生在新郑。黄帝出生地当时的状况，代表着华夏之族——中华民族那时生活的状况和时代全貌。这和埋葬地是不一样的，那是他曾经到过，死在那里，只能说明他的行迹。用后代的话来说，说明他巡狩的范围以及他的流动性，谈不到文化遗存。这就是黄帝故里的意义所在。黄帝故里在黄河流域，在这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干。

　　专家提出对具茨山要进行综合研究，这就突破了西方的考古研究。我觉得具茨山的意义在于找到中华文化的源头了，至少是可考的源头，最重要的源头。我所写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拜祖文中也谈到，口传历史说那时候发明了车，嫘祖发明了缫丝养蚕等等。虽然没有物证，可是为什么先民把这些伟大的发明都放到黄帝身上?那是把他当成文化源头的!我们就要承认人民的这种附加。

　　具茨山的考证、保护和宣传十分及时。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中华文化对当今中国、未来中国的重要性。我完全拥护近平同志的论述。实际上近平同志说了，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就是要全面地、客观地去了解这个世界，就是准确地、全面地介绍中国，是要解决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问题，这也是对世界负责，是三个自信的一个根基。他所说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可以说，近平同志所说的“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在黄帝文化里边，具茨山文化里边，都能找到它的萌芽。这个太重要了。将来如果具茨山研究好了，黄帝文化进入到中学课本，它就是对世界的。

　　具茨山岩画本身有一种东西要表达，它追求的是美。许多岩画每个洞都是圆的，而且排列整齐，那时候人的美感，我们今天难以体会，我们不理解，但是可以看出它是一种美的追求。具茨山文化意义太大了，这个意义不仅仅是对新郑、对郑州、对河南而言，甚至于不只是对中国而言，而是对全世界而言都是有着巨大意义的。

　　我们要下决心把这个事情提到中华文化史上，特别是提到国务院批复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祖根文化这个高度上来。

　　链 接

　　具茨山位于河南省中部中岳嵩山东南麓，地跨新郑、新密、禹州等市。发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具茨山岩画就分布在400~600平方公里的具茨山上，记载着史前人类的历史。

　　具茨山的岩画内涵丰富，除岩画外，还包括巨石、祭坛和石构建筑遗址，是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原地区的比较完整的大规模的古代石构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文物界的重要发现之一。

　　地处中原腹心地域的具茨山，素与传说时代的炎黄二帝有着时空两方面的密切联系，人们很容易将具茨山岩画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联系在一起，从而对中国文明的探源有了更多的期待。 （原标题：中国早期文明路线图——黄帝于具茨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