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中国区海报。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实现了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吸引了外部世界更多的目光。它们以中国文学为重要媒介，试图从中探寻今日中国的发展路径。跨文化的阅读体验，少不了中国作品译者的参与。在文化交流、碰撞之中，中国文学在世界呈现出怎样的面貌，中国又将如何规划自我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位置?在日前由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座谈会上，与会多名国内外学者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

　　汉学家，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

　　蔡武(文化部部长)：从世界史意义上讲，汉学可以说是西方关于中国的一门学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第一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认真钻研的西方学者，并且向中国引介了西方现代科学与人文知识，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今天，我们称之为“汉学”的这门学问已发展成囊括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庞大知识体系。汉学正在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的“中国学”，成为促进世界各国与中国开展文化对话的重要知识领域。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没有这个群体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外语再好，好不过母语。已故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曾经说过：“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很少例外。”所以，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仍是各国汉学家。

　　莫言(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委会副主席)：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尤其是要翻译研究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汉学家必须深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才能翻得生动传神。比如，如果要翻译贾平凹的作品，对中国陕西的风土人情、历史、书法、美术、文物考据没有一定研究的话，很难传神翻译。翻译阿来的作品，如果没有植物学的丰富知识也会比较困难。

　　白睿文(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副教授)：各国情况都不一样，但至少在美国，翻译小说毫无疑问是出版界很不重视的一个类型。不重视便不强力行销，不行销就不卖钱，不卖钱就不重视：几十年以来翻译小说在美国都困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就算这十年来中国小说在美国开始有点吃香，中美之间的文化失衡整体还是相当严重的。翻译小说才占美国书市的3%，而在这3%里很少看到中国的。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翻译在美国还真是危机重重的职业。随着电子文化的快速发展，书店日渐关门倒闭，恐怕文学翻译与书市自身最大的危机还在前面。经验告诉我们，手机、笔记本电脑比较合适看微博、博客，但对阅读《红楼梦》、《长恨歌》或《檀香刑》来说，它们恐怕不是最理想的平台。电子革命是否会把文学和文学翻译革掉?这是孤独的翻译者要面对的新挑战。

　　通过文学读懂中国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国际新闻学教授)：17到18世纪，凡是由中国传来的事物几乎都在欧洲受到追捧。只是在经历了19世纪鸦片战争和20世纪初一系列屈辱事件后，中华文明才开始被西方俯视。这使得不少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要求摒弃一切传统。即使是现在，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仍然低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要想真正理解中国领导人追寻民族复兴、为国家谋得相应地位的抱负，就必须理解中国宠辱交织的历史。

　　饭冢容(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系教授)：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日本大约每隔10年就有一套大规模的现当代文学全集或者选集问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因此被大量介绍到日本。可以说，这40多年是中国文学在日本的黄金时代。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国文学教研工作的人几乎都受过这些作品的影响。相比之下，90年代后的近20年里，日本出版界再没有推出过这样大规模、有重量感的中国文学“全集”或“选集”。一般的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从前。

　　贾平凹(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近20年来，关于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话题才多起来，这种现象在20年前几乎是少有的。30年来，中国社会一方面呈现出先进、繁华、时尚，一方面又表现为变态、荒唐、暴力，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空间。所以在这30年里，中国出现了一批批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中国改革现在进入深水区，社会危机将更加复杂。它将为中国文学提供又一次巨大的想象空间和丰富素材。社会现实在观察着我们，我们以文学来观察社会现实。外部世界也将对中国文学有更大的期待。

　　在这30年里，中国作家学习甚至模仿了外国文学，一步一步挣扎着、摆脱着我们作品中的政治化、宣传化，逐渐回归到文学规律上来，进入正常的文学活动。这个过程极其艰辛。

　　当代的文学被中国社会边缘着，再不会出现一篇文章一夜爆红的局面。要结合法制社会关注我们的人本。只有写出中国国情，才能使作品有别于其他价值。中国文化是几千年没有断裂和消亡的，这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故事才是我们文学要写的东西，写出来才可能是不模糊的，效仿别人的文学是不可持续的。

　　看穿汉学家的“洞见”与“不见”

　　马克·哈力森(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学者)：理解文化的任务不是要理解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分割性，而是要理解文化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是在不断变化的。要达到这一目的，方法之一便是探求能够打破“中国”和“西方”界限的范畴。

　　我对中国的科幻小说颇感兴趣，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形式强调艺术、哲学等领域的成就，而当“科幻”与这种文化形式相结合，往往能打破中西方界限。例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就通过外星人侵略地球的内容，探讨了地缘政治、文明进程的本质，以及社会和个人如何应对超出人类能力的事件等问题。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今天，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正在深入，要认真面对彼此差异，“求同也求异”。通过求异我们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怎么求异?从方法上来说，就是文化内的互补和文化间的对话。

　　中欧或者中美对话有时会出现很大落差，乃至吵架。比如有的西方学者有一种文化优越感，而中国文化学者们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化是非常悠久的。我们能不能先把由此产生的偏见与傲慢放一边，面对我们共同的挑战、矛盾、危机，从而形成新的知识。

　　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曾经听到这样的评价，说某某汉学家发表的观点，是最靠近我们中国学者的观点，由此才是难能可贵的。我从来都不这么看。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汉学作品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们的学术观点是具有颠覆性的，说到根上是来自它们在文化上的异质性。

　　然而，我也同样在尖锐地、不懈地提示，一定要警惕这些作品的异质性，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由于它们采取了“中国研究”的形式，并且讨论着中国历史或现实中的细部问题，其异质性就往往更加难以被人自觉地意识到。事实上，至少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头脑的松动会演变为根基的动摇，拿来主义的精明会演变为唯洋是从的讨巧。当今很多困扰国人的迷局，都是由一些食洋不化的“汉学生”们带来的。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即使你只是在关心着中国问题，你的阅读视界也必定属于跨文化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自觉意识到任何一次开卷，都是在主动拥抱新异的知识。但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跨文化阅读中的异质性，我们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具备深厚的汉学史知识，了解那些汉学家的言说背景，以便看穿他们的“洞见”与“不见”。 （原标题：中国文化西传，求同也求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