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经书刻于石，起源于汉代，原意无非想经书典籍永存于世。《房山石经》也是如此，但它与其他石经相比，更加弥足珍贵在于刊刻于隋代，历经6朝更迭而兴盛不衰。    《房山石经》由静琬大师在隋朝大业年间创刻起，师徒相传，代代接替，从隋一直延续到明，共经历6个朝代、1000年的时间，是一件浩大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工程。僧人们如此锲而不舍，除却对信仰的虔诚更因为遭遇了两次“法难”的打击而心有余悸。

    静琬秉承了师傅的遗愿，立志吸取“灭佛”的教训，镌刻石经。自隋大业（公元605年至公元617年）年间开始筹划，至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刻完《涅槃经》后即圆寂。据考证，静琬除刻《涅槃经》外，还有贞观八年所刻《华严经》，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经石146块。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谓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四人。唐开元年间，由于帝室的支持，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经堂）下辟新堂两口（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由于当地官吏的支持和佛教徒的施助，先后刻有石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于9个石洞。唐末国势衰落，五代又战乱纷多，房山石经一度停刻。直至辽代涿州刺史韩绍芳对房山石经清点后并力荐皇帝刻经，之后的辽兴宗、道宗和天祚帝都大力支援刻经，道宗时期通理和尚刻经，第一次把原本高两米多的大碑改为76厘米的小碑，这番改动省时省料，经板搬运起来也方便多了，大大加快了刻经的速度。天祚帝在位的天庆7年，山上9个石洞已经藏满经碑，于是僧人们在山脚下的云居寺内又开掘地穴搁置，地穴上建塔详记始末。辽金时期是房山刻经历史的另一重要时期。到了明代，朝廷修理了云居寺和石经山，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当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着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第六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9个洞内和洞外共得藏经碑1.4万余块。

    随着朝代的兴衰沉浮，刻经的历程也是时断时续，但毕竟延续了下来。大规模的“法难”并没有再次来临，在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驱使下，虔诚的信仰支援着一代代的僧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镌刻石经，永恒的东西往往不是可以标价交换的。此后在寂寞的几百年里，尘封的石经不再明了这世上的变迁。（杜洁芳 整理）（原标题：镌刻石经：历经六朝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