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山坟庄刘济墓后西行，进入白带山谷，就是云居寺和石经山。两地相距不远，似乎也在昭示着二者的关联。《房山石经》的刻造自隋唐以来一直并未衰退，即使在“安史之乱”时期或唐武宗会昌灭法之年（会昌四年）都有人施造。施刻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信徒。其籍贯遍于今日的河北全省，并及于山西、河南各地。刻经的功德主涉及的阶层也极广泛，包括了民间各行业的人。每次施刻的人数也不等。有的是个人独力施刻，有的是集体施资，有的定出每年刻经的条数。从《大般若经》的题记看来，这些功德主都有一种“石经邑”（即募刻石经会）的组织，每邑有“邑主”（劝募僧）、“社官”、“平正”（主任）、“录事”、“平录”（平正兼录事）、“邑人”（会员）等数人至数十人不一。《大般若经》的功德主多在经文下面刻着题记，这些复杂的行业的名称，提供了研究唐代幽州范阳地方社会经济的资料，同时也说明了佛教的信仰在唐代是如何地深入民间。当时施资刻经的人并不限于佛教徒，道教的男女道士也有不少人赞助过刻经的事业。    而前段时间被人们熟知的刘济也是施刻人之一。《房山县志》这部创自明万历、清至民国一再续修的房山地方文献，记载了佛教圣地云居寺的刻经故事。在这部文献中，《涿鹿山石经堂记》出自唐代的碑记，赫然署名为刘济。在这篇碑记中，刘济自述：我刘济用自己的官俸，为圣上（唐宪宗）刊《大般若经》，在今年四月完工。这篇碑记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刘济不仅是位战功卓著的武将，还是一位虔心佛事的佛教徒，在绵延千载的云居寺刻经史上，刘济是重要的刻经人之一。

    《大般若经》是一部600卷的巨制佛典，刘济之前已经刻到300卷前后。从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刘济开始续刻，到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四月初，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刻到第412卷，共计镌刻100余卷。

    这100余卷《大般若经》运上石经山藏经洞封藏的场面，被《涿鹿山石经堂记》真实记录下来：元和四年四月初八，正好是浴佛节，僧俗四众齐集石经山下，刘济在部将的簇拥下，亲临石经山指挥，一声令下，万人协力，有的推，有的拉，劳动的号子此起彼伏，响彻神秘的山谷，一块块石经终于运到石经山上，封藏在藏经洞中。刘济封藏石经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从而留下了他在石经山跨越千古的足迹。

    刘济一定没有想到，他的这篇碑记，无意中为后世保存了最早记录云居寺佛教的确凿史记。“涿鹿山石经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封云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按照刘济的说法，石经山刻经，从北齐时候已经开始，静琬是个继任者。

    刘济还记录了一个神奇的故事：唐太宗贞观五年，静琬刻《涅槃经》那天深夜，白带山谷忽然传出三声巨响，第二天山麓上出现30多棵树。这年六月山洪暴发，上游河岸崩塌，数千株巨大的松柏顺流而至漂到白带山下，静琬召集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在白带山下建起庙宇，这就是云居寺。 （杜洁芳 整理）（原标题：刘济：刻经留迹石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