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广西记者  宾  阳  郭凯倩

    近日，中国—东盟文化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论坛举办期间，各国代表对本国非遗保护的成功经验进行了介绍，记者也借此机会，就新时期非遗保护工作中的热点对与会专家进行了采访。    

    积极应对城镇化的冲击

    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面临了最严重的考验。600个大中城市的老城区老建筑被拆迁殆尽，较好保留着丰富民间文化遗存的村庄只剩下2000多个，比2005年减少了3000个；从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天有250个自然村消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田青说，在经历战争和“文革”的破坏之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经历另一场非暴力的冲击，绝大多数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土文化、地域文化的产物，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和其依存的乡土分离。

    据统计，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居住在城镇的人口首次超过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并将持续增加。在人类生活节奏加快和审美不断变化的今天，传统文化迅速消亡或变迁，古老的建筑、社区和民风民俗等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邱春林表示，比城镇化带来的挑战更严峻的是，大量农村的年轻人离开了故乡进城务工，削弱了他们与乡村习俗、传统技艺、民间传说等的联系。

    面对这一态势，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冯骥才在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浙江等七省调研时曾提出，要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形成自觉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激发农民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的自主性、主体性和创新性。比如，在江西省吉安市钓源千年古村，村民们已经开始自觉保护古建筑，着手整理村落历史，对村里的建筑、街巷、工艺、信俗等他们都如数家珍。

    实施生产性保护要推陈出新

    生产性保护方式是我国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中应运而生的，它既体现了我国政府在开展此项工作方面的独创性，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相关公约的精神一致。

    对于如何开展生产性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美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海霞表示，对核心技艺的保护是进行生产性保护的关键，其原则是坚持使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和手工制作，但同时也要适应市场需求推陈出新。

    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与曹素功墨锭制作技艺是上海的两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当地在总结两者独有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十分注重突出经营特色。如根据不同字体、不同流派和不同字帖制作相对应的毛笔头，推出包括100多种款式的“名帖名笔”系列；根据现代市场需求将吴昌硕等名家的墨锭绘稿与曹素功墨锭制作技艺中墨模雕刻等技艺对接，形成独具特色的墨锭产品。通过几年的实践，两项工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都得到良性发展，2012年其销售额比2008年增长了近4倍，居全国笔墨行业之首。

    今年6月，在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上通过的《成都展望》提出：“我们并不反对在不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原真性前提下的开发利用，但最重要的是必须确保其受益者是相关社区。我们坚决反对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性质的过度开发和随意滥用。”对此，南京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深表赞同，他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但同时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适合进行产业化开发。”这是我们要谨记的。

    积极发挥传承人的能动作用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在于它的制作、表演是靠口耳相传，因此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至关重要。

    “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核心，我们承认各个社区，尤其是原住民群体或者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而丰富着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与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说。

    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为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是做好非遗保护工作关键。马来西亚针对非遗传承人建立了“工匠大师”制度，该制度不仅注重传承人对非遗技艺的掌握能力和传承责任，还关注其在产品上不断创新、创造的能力。在我国澳门地区，政府则以购买演出的方式代替资金补助来帮助非遗传承人发展他们的项目。

    自1995年起，菲律宾已开始启动“非遗学校”的保护计划，涉及的项目包括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民间文学、传统舞蹈等内容。非遗学校在不同的地区，根据不同项目，采取不同措施为非遗传承人提供场地开展面向青年人的培训，并从中挖掘传承人。“成立非遗学校旨在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更好地传承给年轻的一代。菲律宾政府会对这些非遗学校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菲律宾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顾问杰西·珀若塔说，“在菲律宾北部，我们已经成立了39所非遗学校保护圣歌吟诵艺术，同时采取多种形式，比如通过举办吟诵比赛来鼓励年轻人学习。”

    “我们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它本身也是我们改进自身方法和理论的一个契机，只有当我们在工作中把民俗文化的创造者、持守者和继承者也纳入到保护工作的视野中，把他们的主体性、现实境遇和要求也切实地考虑和重视的时候，我们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才可以说真正是对人的关怀，才能说是一种整体性的保护。”刘魁立说。（原标题：积极应对城镇化 关注传承人现实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