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屏会棋图》,五代南唐周文矩绘
西夏时期的棋盘残块及棋子
汉代陶制棋盘残块
近日,神秘棋手Master(大师)横扫棋坛,中、日、韩等国的顶尖棋手如柯洁、聂卫平、常昊等相继败在Master手下。在与古力决战前,已经取得59连胜的Master终于揭晓了自己的身份,它就是去年大出风头、战胜李世石的AI机器人AlphaGo(俗称“阿尔法狗”),Master最终战胜古力,取得60连胜。
这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围棋来说,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简简单单的棋盘中,蕴藏了数不清的故事,同样,更多的故事还将通过棋盘延续下去。
如今,围棋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职业。殊不知,在数千年前,围棋不仅有着浓厚的“工具”色彩,而且人们对围棋的评价并不高,不少人认为下围棋是浪费时间和人力的“不孝”表现。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围棋也从一个被贴上“博弈”这个不太光彩标签的游戏,成为一种风雅之事,在文人雅士中得以发扬光大。
围棋起源说法多样
“琴、棋、书、画”说的是中国古代四大艺术门类。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围棋是古人喜爱的娱乐活动,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在数千年的历史里,诞生了无数的围棋高手,他们在这小小的棋盘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而且对弈之风一直延续至今。
正因为广受人们的喜欢,在追溯围棋的起源时,不同时代的人掺杂着不同的情感,做出了不同的解读。这也使得围棋的起源之说变得扑朔迷离。不过,在这些多种多样的说法后面,都有一个共同点:有着浓厚的“工具”色彩。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要属“尧舜造以教子”的说法。晋朝的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从这个记载来看,尧造围棋,是为了开发智慧。后人在反对下围棋时,常常会引用这个起源传说。比如东晋大将陶侃曾没收部下的围棋和博具,全部扔到长江里,并且声言:“围棋,尧舜以教愚子……诸君并国器,何以此为!”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明帝热衷围棋,有大臣曾以“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为理由,劝皇帝放弃这一爱好。
这个起源说有很多不确定之处,其实,《博物志》的张华在提出这个观点时,自己也并不是特别肯定,所以他才这样写:“或云舜以子商均愚”,只不过后人在提出“尧造围棋”这个说法时,有意无意中隐去了张华那句话中“或云”这个关键点。
另一种围棋起源的说法是“战争说”,唐朝诗人皮日休在《原弈》一书中说,“则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
在皮日休看来,围棋与兵家之道有着相似之处,他由此推断围棋起源于推崇权术的战国。在皮日休明确提出“围棋起自战国”说法的几百年前,汉朝的马融在《围棋赋》中曾有类似的推断:“略观围棋法于用兵。”
不过,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早在战国之前的春秋时代,围棋就已流行起来。例如春秋时代成书的《左传》就记述了一段用围棋作例证的对话:“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可免矣。”由此可见把围棋的起源说成是战国时期的产物,显然与事实相悖。
还有一种比较有趣的起源说,即围棋起源于“八卦”,因为在围棋中涉及了关于八卦、天文、地理之类的知识,甚至还有人认为围棋是《易经》的工具。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弈旨》中指出:“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北宋翰林学士、棋手张拟写的《棋经十三篇》认定“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黑白相半,以法阴阳。”南宋理学家陆象山也说围棋“此河图数也”,而河图被认为是八卦的原型。
近代围棋大师吴清源在书中也曾说过:“围棋最初不是一种争胜负的游戏,而是占卦,天文《易经》的工具”,吴清源认为,“棋盘上像现在的一样,画有一道道的线,用白子和黑子来推测阴阳的变化。”这种八卦起源说给围棋赋予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八卦起源说其实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易经》是商周时代的文献,如果那个时代就有了棋盘,其规格也不会像现代棋盘一样:纵十九道,横十九道,共有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据文字记载,围棋流行到东汉时期,棋盘才发展到横竖十七道的规格。东汉邯郸淳著的《艺经》,就清楚地记述:“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
秦汉前对围棋多为负面评价
有意思的是,在秦汉以前的历史记载中,围棋很少获得正面评价。当时的人们常常将围棋和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游戏“六博”并提,合称“博弈”。《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的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句话就是说,“整天吃饱了饭,什么事也不做,是不能取得成就的。不是有掷彩对弈的游戏吗?干干也比闲着好。”由此可见,在孔子眼里,下围棋仅仅比饱食终日稍微好一点。孟子更进一步,将“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看作浪费粮食的“不孝”行为。
孔孟之道对于围棋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对弈则大大影响了人们劳作的时间。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围棋的发展比较缓慢。到了汉代,围棋逐渐开始在宫中流行。据《西京杂记》记载,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
东汉时期,围棋活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间,出现了一些有关围棋的专著。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写有《弈旨》一文,这是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围棋理论文章。班固的学生马融,写了一篇《围棋赋》,内容比《弈旨》更丰富,对棋艺的理解更加深刻。
三国时期,围棋出现了大的发展,涌现出大批优秀棋手。“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就是一位高手。一次,王粲看人下棋,棋局乱了,王粲凭着记忆,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下棋人目瞪口呆,他们用布把复盘的棋局盖起来,请王粲再重摆一遍。王粲胸有成竹,第二次摆出了打乱前的棋局。下棋者揭开罩布,两盘棋局相对照,不错一子。王粲在《弈旦评》(明代冯元仲著)中被誉为“弈中神人”。
在汉代至三国时期,反对围棋的观点也大都沿袭孔孟的偏见。西汉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说下围棋太浪费时间,如果用下棋的时间去读书求学问,“闻者必广矣。”
南北朝时办全国性比赛
魏晋之后,随着士族以及玄学的兴起,出身世家的士族们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余,自然乐于寻找一些远离朝政的游戏来打发时间,曾遭鄙视的“博弈”等智力游戏,在此时就成为被推崇的对象。
在这一时期,文人雅士以清谈为荣,因而弈风更盛,下围棋被称为“手谈”。统治者也雅好弈棋,他们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当时的棋艺分为九品。东晋最有名的两位士族领袖王导和谢安,他们是围棋的忠实爱好者,在他们的倡导下,围棋渐渐变成上流人士的一项必备技能。东晋学者范汪曾著《棋品》、《围棋九品序录》,原书已经不存,但从标题来看,大约是模仿当时将人才分为九品分配官职的“九品官人法”,将棋手也划分为九个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分段。
南北朝时期,当时的皇帝都十分喜欢围棋,大大促进了围棋的发展,南北朝也是名手辈出的时代,因为皇帝对围棋的爱好,这一时期的围棋演绎出别样的风采。其中有因为和皇帝下棋做官的,据《宋书·羊玄保传》记载,羊玄保棋下得不错,“棋品第三”。宋武帝与他下棋时,与他打赌,如果他赢了,武帝给他个大官,史书上称之为“赌郡戏”。最后,羊玄保果然胜了,武帝亦不食言,真的给了他一个宣城太守的官。
也有和皇帝下棋,左右为难的。《南史·虞愿传》上讲,宋明帝刘彧喜爱围棋,但水平不怎么样。下棋时要在棋盘上“去格七八道”,即用小棋盘。可他偏要和当时最好的棋手王抗对局。王抗诚惶诚恐,除了让子之外,还不时地吹捧皇上:“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宋明帝居然就信以为真了,自以为天下第一,对围棋更着迷了,还特别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专门的官署,叫做:“围棋州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为围棋手们设立的官署,客观上起了推动围棋发展的作用。
梁武帝萧衍不仅喜欢棋手,还主持棋事。他曾令大棋家柳恽和陆云公主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围棋大赛,规模宏大,轰动一时。比赛后,由柳、陆二人主持给棋手们定品级。据《南史·柳恽传》记载,当时能评上品级的棋手就有二百七十八人,可见参加的人很多,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一次全国性围棋比赛。
南北朝时期,因为围棋的盛行以及当时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再加上纸的广泛应用等因素,涌现出了大量的棋谱。棋谱的产生,是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南北朝期间出现的“棋势”、“棋图”、“棋品”之类的专著不下二十种,其中“棋势”、“棋图”是对棋局的记录,“棋品”可能是对棋手的品评。另外还记载:棋手褚思庄与羊玄保对弈,“因制局图,还于帝(宋文帝)前复之”;梁武帝时,特邀三品棋手柳恽“品定棋谱”……遗憾的是,这些棋谱大多已失传。
近期发现的敦煌写本《棋经》,是南北朝时的一部重要围棋著作。从书中可以看出,南北朝时的围棋理论,在东汉班固《弈旨》和《围棋赋》等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宋时弈棋与诗画并称
唐宋时期,是围棋历史上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由于帝王们的喜爱以及其他多种原因,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弈之风遍及全国。这时的围棋,已不仅在于它的军事价值,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弈棋与弹琴、写诗、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
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等。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王积薪是唐代棋坛上的第一国手,他生于武则天时期,家境贫寒,父母早亡,从小以砍柴谋生。据《西阳杂俎》记载,开元年间,王积薪曾在丞相张说家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和唐朝高僧一行和尚下过棋。王积薪自知棋力不差,不久便去投考翰林。果然一战告捷,成为“棋待诏”。以后他就常在宫中陪唐玄宗下棋。
围棋界有一段关于“邓艾开蜀势”的传说,说的就是王积薪的故事。天宝十五年(756年),唐玄宗因安禄山造反,逃往四川。王积薪也跟了去。一天夜晚,王积薪借宿在一位老妇人家。夜深了,他忽然听到屋里儿媳对婆婆说:“这么好的夜晚没有什么好玩的,咱们婆媳俩下盘围棋怎么样?”婆婆回答说:“好吧。”王积薪听了心中特别奇怪,屋里没有点灯照明,婆媳又各在东、西二屋,她们是怎么下的围棋呢?于是将耳朵贴在门缝旁边偷听。
原来,她们在下盲棋,天亮后,王积薪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叩门请教。王积薪从随身携带的行囊里拿出棋盘与棋子来,将他平生所掌握的最高妙的棋阵摆上。然后,那位媳妇指导王积薪一些棋法,王积薪学会之后,表示感谢。王积薪辞别两人后,走了十多步,又返回去想找她们,却怎么找也找不到这户人家了。后来王积薪摆出婆媳深夜下的那盘棋,用尽心力想摆出胜九子的格局,却始终没有摆出来。他把这局棋称为“邓艾开蜀势”,至今还有棋谱。
明清棋手如云
明清时期,围棋已经发展地非常成熟,涌现出众多围棋流派。
明太祖朱元璋很喜欢下围棋,相传南京胜棋楼就是他和徐达下围棋的地方,在胜棋楼附近还筑楼一座,并写了一副对联“烟雨河山六朝梦,英雄儿女一枰棋。”不过,在历史上,徐达却是以禁棋出名的,他曾下令:“在京军官军人……下棋的断手。”徐达还建造了“逍遥楼”,专门囚禁下围棋的老百姓。虽然如此,围棋到了明朝,已势不可挡,名家好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时,名手相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些围棋流派,这也是明清时期围棋发展显著的特征。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其一是以鲍一中(浙江永嘉人)为首,李冲、周源、徐希圣等人为核心的永嘉派,这一派中鲍一中年龄最大,出名也最早。鲍一中又名鲍景远。吴承恩著有《围棋歌赠鲍景远》,文中说鲍景远二十岁时,已被誉为海内第一,“纵横妙无匹”、“处处争雄长”。吴承恩称他为“棋中师”,王世贞说他“弈品第一”。
其二是以程汝亮(新安人)为首,汪曙、方子谦等人为核心的新安派;其三是以颜伦、李釜(北京人)为首的京师派。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明朝末年,围棋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过百龄。《无锡县志》中有关于过百龄的记载,说他不论远近,只要是好手,就要前去与之较量,他自己请人来下棋,棋手们都不敢来。他是公认的国手。几十年间,天下棋手莫不“以无锡过百龄为宗”。
过百龄的贡献不仅在实践上丰富了围棋的战术,在理论上,他还做了系统的研究,使我国围棋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他所著的《官子谱》,是我国古代一部全面透彻地研究围棋收官子的重要著作。过百龄的另一部著作《三子谱》是围棋教科书,对于学棋的人来说,有重要的价值,而他的《四子谱》时至今日,仍是指导围棋实战的重要书籍。
在过百龄的带领下,明末清初涌现出周懒予、黄龙士、徐星友等著名棋手。直到清乾隆年间,再次涌现出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等一大批棋坛俊杰,使中国围棋再一次迎来高峰。
明清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也记载了围棋的发展盛况。当时,品茗与下棋是文人雅士最常见的两大雅趣,曹雪芹笔下曾写道:“一局输赢料不真,香消茶尽尚逡巡。”而在《红楼梦》中,会围棋的具名人物有32人,下至香菱、莺儿等“掷骰子赶围棋”的丫鬟们,上至“不过看书着棋”的贾母、贾政。除此之外,《红楼梦》中临窗对弈或独自闲敲棋子的场景比比皆是:惜春看家时将妙玉留着下棋守夜;妙玉在栊翠庵也以弈棋来消磨空门时光;宝琴棋艺不凡,曾令探春冥思苦想;迎春出嫁后人去楼空,宝玉睹物思人:“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下围棋是贾府里老爷、小姐、丫鬟们打发日子的主要活动,这也是当时生活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