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点】

　　编者按

　　王国维曾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激活中国艺术史，从世界艺术史的立场认识中国文化的结晶，贵在跨语境的范畴，并非“河东河西”循环论的一般演绎。这种“激活”对改变“非白即黑”的单向思维，走出“身在此山”的困境，以更宽广的视域研究中国艺术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去年在北京召开，这是艺术史学史上起承转合的大手笔。全球艺术研究的目光开始重点关注中国艺术史。

　　首届世界艺术史大会1873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那时，中国艺术史学已历经千年旅程。公元847年，张彦远撰写了《历代名画记》，还编有《法书要录》和《名画猎精》，其功厥伟。面对现代世界，这往昔的辉煌意味着什么？曾几何时，激活现代艺术史学的源头，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瓦萨里1550年完成《名人传》，因此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作为制度，欧美各大名校，相继设立艺术史学科，奠定培养一流人才通识教育的基石。

　　同在1873年，因为维也纳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日本人从德文Bildende Kunst翻译了“美术”的概念。“日本画”将“书画”转为“绘画”，使书法和绘画分离。到1895年，“美术”出现在中文语汇中，在突出绘画对推进“实业”意义的同时，极大地改善了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在东亚艺术史上的地位，影响深远。与此同时，这个新的概念遗传了达·芬奇《论绘画》以来关于书写命题的失语症，后果也不可低估。如从东亚的艺术家生存和艺术发展的社会体制看，日本的美术和书法分家，中国在1949年后“美术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各立门户，诸如此类，均可在“美术”的界说中发现其源头。

　　现代艺术史学史的经历大开大合，波澜壮阔。世界艺术史大会144年的发展，可以作为“激活中国艺术史”的参照之一，让我们考其得失，观其大略。

　　首先，世界艺术史的开合须从人文的高度，认识书画的智性功能。对此，曹意强教授在光明日报刊登的《发掘中国画论的活性因子》一文，特别强调超越“庐山中人”的局限。不仅谢赫、张彦远开了提升绘画地位的先声，而且“中国艺术史之父”关于“书画同源”的命题，包含“远比后人理解得深刻”的意义。《历代名画记》开篇“叙画之源流”一节，把图像和语词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二元途径，做了整体把握。美国当代视觉艺术批评家W.J.T.米切尔的“图画理论”，考究文本图画（textual pictures）和图画文本（pictorial texts）的转换关系，正好表明“书画异名而体同也”。继《历代名画记》，张彦远在《法书要录》自序中写道：“有好事者得余二书，书画之事毕矣，岂敢言具哉！”自信之余，对书画艺术通史的整合，还寄希望于来者。

　　姜丹书1917年至1918年撰写的《美术史》是一个突破。这部中国最早的世界艺术通论，时间跨度从远古到正在发生的意大利“未来主义”，其中将先秦文字书写纳入雕刻传统，与近代金石运动互为表里，极具见地。此书成为潘天寿、丰子恺等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课本。黄宾虹1919年主编《时报·美术周刊》，也采用把“雕刻”作为“篆刻”同义词的思路。从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国画复活运动”起，黄宾虹、丰子恺等回应德国表现主义，强调书写的主观意兴、激活书画艺术的历史资源。黄宾虹进而提出“大家画”的概念：“至于道尚贯通，学贵根柢，用长舍短，器属大成，如大家画者，识见既高，品诣尤至，深阐笔墨之奥，创造章法之真，兼文人、名家之画而有之，故能参赞造化，推陈出新，力矫时流，救其偏毗，学古而不泥古。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一代之中，曾不数人。”从唐朝诗、书、画“三绝”发展到明清诗、书、画、印“四绝”，到20世纪中期，“南黄（宾虹）北齐（白石）”，双峰并峙，矗立于现代艺术之林。

　　从世界艺术史的立场认识中国文化的结晶，贵在跨语境的范畴。激活中国艺术史，并非做“河东河西”循环论的一般演绎。重新认识张彦远，也不像国内外一些同仁所误解的，是要以《历代名画记》的体系来重建世界艺术史学，回到封闭的语境中，坐井观天。相反，在学科分工过于细琐的今天，这种“激活”对改变“非白即黑”的单向思维，走出“身在此山”的困境，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这里，我想到很多年前复旦大学友人所讲的一则轶事。为出版陈寅恪先生的文集，门人蒋天枢教授奔走出力。一次，曾与撰写《张居正大传》的复旦同仁相逢，引出一通质疑，让他无语：“陈先生偌大学问，为什么去写一个17世纪的名妓柳如是？”撇开只重视帝王将相的正统史观不论，如果放在世界艺术史学的语境中，那么，问题的答案就会一清二楚。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成稿于与国外学术界几乎隔绝的1963年。80万字的巨著，是研究女性艺术家的经典，预见了10年后美国学者琳达·诺克林行将轰动艺术史界的难题：“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陈寅恪以超凡的学识和毅力，在双目失明的逆境中，与1100多年前张彦远文心相印，依仁游艺。“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由清代词人项莲生转引《历代名画记》的人生感悟，以为知言。笺证钱（谦益）柳（如是）因缘，看似“无益之事”，而诗文书画，却让撰写对象和撰写者的“有涯之生”得以升华。历史和艺术史，殊途同归。陈、张异代，一致百虑，融入王国维所憧憬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的化境。

　　如此传奇，不正好展现出“激活中国艺术史”画面的无限可能性吗？

　　洪再新（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