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录】

 

　　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由两个部分组成：文字记载的和没有文字记载的，缺少后者，文化史就只有半部。

 

　　最初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把民间文学看作中国文化史重要的一部分，整个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收集和整理出版来自民间的文学资料，也是由他们发起、在延安鲁艺时期被列入“新文化建设”“正典”的历史工程。

 

　　民间文学并非简单地对应于文人创作的文学，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取向。它是“五四”一代及其前辈思想家们“重铸民族魂”“中华民族复兴”整体启蒙思想的一部分。“五四”时期关注来自民间的文学，乃是出于对“贵族文学”独白话语体系的反拨，是全社会民主运动的表征。“五四”之前，梅光迪回复胡适：“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自无待言。”至“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启事，成立“歌谣征集处”，向全国征集民间歌谣，同时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明确其宗旨“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者洪长泰认为，现当代中国的民间文学运动被称为“世纪运动”。鸦片战争以来，激进派学者们寻找中国文化之根的努力，导致了他们提倡以口语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五四”运动时期，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关注对象转向民间口头传承。“到民间去”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它对于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冲破封建思想、重视人民创作的倾向，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却属于未能彻底完成的任务。

 

　　延安鲁艺继承发扬了“五四”走向民间这一传统，赋予其“民族性”和“人民性”的重大思想意义。延安鲁艺把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与抗战救亡、与创造新文学的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延伸到今天的新中国思想文化运动。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里，毛主席鲜明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他特别强调的“民族的形式”实际上多半指的就是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文艺。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一文化思想，在《讲话》里得到充分阐发，长期以来指导着我党的文化建设。毛主席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人，他本人对民间文学的认识并非简单止于概念和观念，而是内心真正喜爱的，也确实做过指导学生收集民间歌谣的工作。他非常清晰地把“所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糟粕产品”，与“民间文化的精华部分或者与那些天然的民主的和革命的因素”区分开来了。延安鲁艺以学习民间文艺作为方向，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奠定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例如延安鲁艺正式成立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确定了宗旨为：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对民间音乐的采集、介绍和研究工作；对大量优秀的传统民歌、小调、歌舞进行加工和改编，从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民歌改编曲”。民间文学传统形式经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袁章竞《漳河水》、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创作，为新文学树立了榜样。

 

　　新中国文学弘扬了延安时期重视民间文艺中的人民性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重要的文艺话语乃是宣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打破封建文艺观占领的报刊、舞台、银幕等阵地，普及民间文艺民主传统，建设“人民的文学”观念。1949年北平解放之际，新中国文艺工作者最主要的工作，乃是宣传民族文学形式和新民主主义思想内容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系列文章见诸1949—1950年之间的《人民日报》。1949年3月25日起，《人民日报》集中发表有关文艺的专题文章、综论，涉及到“停演迷信淫乱旧剧”“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年画的装饰性与现实性、人民性”等问题，秦兆阳、蔡若虹、江丰、罗合如、刘念渠、梁思成、沙均和犁草，以及张映雪等人分别就改革旧剧、国画、平剧、城市规划、秧歌舞和新洋片等方面的问题发表文章，直接影响到新中国文学“人民的文学”基本方向和路线的确定。从1950年元旦刊发李伯钊《谈工人文艺创作》、王亚平《攻破封建文艺堡垒》开始，到随后刊载关于“东北戏曲改进会成立”“电影制作贯彻工农兵方向”“北京旧戏曲的改革”，到赵树理发表《谈群众创作》、王朝闻发表《旧剧演技里的现实主义》、周扬《关于地方戏曲的调查研究工作》、艾青《谈“鸿鸾禧”》和程砚秋《西北戏曲访问小记》等，辅之以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高等教育制度、教科书、学术研究体制等话语讨论，昭示着延安时期来自民间文学的平民大众文学路线、服务人民大众的文学发展方向，真正在新首都、新中国确立起来。可以明显看出，延安时期强调的人民文学传统，在谈论文艺问题的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为指导的新文艺路线，迅速成为北京文艺的主流，同时，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也成为新中国文艺话语的拥有者和叙述者。可以说，收集、整理、改造民间文学，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延安鲁艺到新中国建立后的新文化新文学建设，起到了核心作用，为新中国人民文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福玛瑞评价这一走向时说：“他们……力图寻找民族的文学，并抱有以此为手段改变‘民族性格’的雄心壮志。我们如果考虑到历史悠久的民歌搜集传统的话，可以说，这类对口传文学的重视是中国的一贯传统。”这段话放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确非常合适。

 

　　今天我们重新提起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收集和整理工作，与“五四”时期重铸民族魂的使命相比，实际上面临着性质相似、层次不同的任务。一是我们重新处于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和精神价值的再铸造进程中，重视当代民间文学进步思想传统，对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使命具有重大思想价值。二是发掘和阐发民间文学优秀传统，对我们深刻理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渊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有新的认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三是民间文学的人民性传统，是我们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坚实基础，是建设新文学不可缺少的丰富资源。

 

　　与“五四”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当代民间文艺学家所处的思想层次和学术水平，不允许我们再仅仅做简单的收集、整理工作，而是要求学者在坚实的材料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和阐释民间文学中的思想、文化和艺术资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参与到新世纪中国美学精神的构建和阐发工程之中。做到这一点，我们新中国的文学史，就将比以往更为坚实、更具有鲜明的中国话语特点。

 

　　（邱运华，作者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