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红楼梦》里最长的诗赋《芙蓉女儿诔》，写的“女儿”是俏丫头晴雯。只是，按照后人孜孜不倦的考证，晴雯乃木芙蓉花，不是那种宛在水中央的荷花。而荷花则另有其人，为林黛玉。
 

　　除了林黛玉，贾府四小姐惜春在大观园的居所暖香坞，离“藕香榭”很近，而藕是荷花的根，再加上荷花在佛教里的巨大象征意义，而惜春最后做了尼姑，所以她便也被誉为荷花。还有那位被拐的丫鬟香菱，“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是她的“判词”，如此一判，她亦与荷花脱不了干系了。
 

　　似乎品行高贵，或者不俗的女人，皆能以荷花一言以蔽之。这不是曹雪芹的癖好，而是古典文人都爱它，如恋物癖一样，顽固地传承到今天。荷花的雅称是芙蓉，而芙蓉则有水芙蓉与木芙蓉之分，这样一来，就容易引起误会，正如晴雯乍看是一朵水芙蓉，与林妹妹一比，她便屈居为木芙蓉了。
 

　　木芙蓉与水芙蓉本是两个差异很大的物种，前者乃长在陆地上或水岸边的灌木，甚至可称为小乔木，而后者则是千真万确的荷花，水中的草本植物。木与草，根本扯不到一块，可一个“芙蓉”就偏偏让草木不分，混搭而生。虽然芙蓉前面加上一个水字，概念就比较清晰了，遗憾的是，古代文人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这个水字省略掉，仿佛有了水，芙蓉便大失其风韵了。

 

　　文人历来对荷花念兹在兹，关乎它的诗词文章可以形成一门学科——荷花文化学。婉约一些的作者就不说了，就连唐代雄浑壮阔的边塞大诗人王昌龄，也曾留下两首“采莲曲”，大赞莲花与女子交相辉映的美景。当年，王昌龄被贬在湖南的偏远小县做官，作为一个“沦落人”，他偶然在郊外，看到少数民族首领家的小姐，放歌于莲花池中，老王一下子便找到了莫大的安慰。不过，人家这位女孩可不是晴雯或者黛玉，反而高兴得很，不可能与王昌龄同为天涯沦落人。
 

　　芙蓉与莲花、荷花，这三种叫法，古人几乎是随便用，怎么好用，就怎么用。一般，前面有动词的时候，便比较固定地使用“莲”了，譬如“爱莲说”、“采莲曲”等等，而单独说这个植物名词时，他们则偏爱芙蓉，如王昌龄在诗文中就“芙蓉向脸两边开”了。照今人的感觉，“芙蓉”这种说法，似乎更洋气，更有一种极其隐蔽的修辞在其中，使得莲花与荷花达不到她那个味道。至于究竟是何味，大概只能问创造这个词的远古先圣了。
 

　　中国最早的一部辞典《尔雅》，把芙蓉解释为“敷蒲”。所谓敷，就是蔓延展开，而蒲则是一种比荷花更常见的水草植物。不妙，芙蓉居然如蒲草一般，四处疯长，这其中似乎暗藏着一丝谴责，怒其有些随意与放浪，甚至水性杨花。明代药学大家李时珍，也从音韵学的角度，认定芙蓉的本意就是“敷布容艳”。看来，芙蓉在很早的阶段，是极为张扬臭美的一种存在状况。
 

　　按李时珍的说法，女子最好不要被比喻成芙蓉，否则会引来词源学意义上的麻烦。可实际情况是，林黛玉是一朵芙蓉，听起来美感十足；反之，若说她如一朵荷花，就有些煞风景，甚至不伦不类了。
 

　　“芙蓉”虽有些暧昧不清，好在荷花还有一个别名“芙蕖”，听起来也很不错。芙蕖的“蕖”妙在有一个“水”，万难与木芙蓉弄混。此外，它既保留了芙蓉一词的美感，又尽最大可能地剔除了芙蓉的古典歧义。但是，不管“芙蕖”有多好，“芙蓉”依然是令人不敢忘却的一种叫法。似乎，只要一听到这个名词，植物学与文化学的双重美感，就恣意荡漾个不停。这大概是汉语词汇最莫名其妙之处，也是古典美的“一朵奇葩”。
 

　　饶是如此，有人就是偏好“芙蕖”，明末清初的大戏剧家李渔便以芙蕖为题，写过一篇小品文。李渔是怪才，他当然另辟蹊径，一点都不像文学后辈曹雪芹的《芙蓉女儿诔》那样，咿咿呀呀地以荷花喻美女，也不学北宋周敦颐赋予荷花君子的美德，而是站在“实用主义”的高度，分析了芙蕖的各种正能量。
 

　　他说，荷花最大的优点是花期很长，能从夏天一直繁盛到秋天，而别的花，开个三两天就完事了。芙蕖劳模一般，坚守开花岗位的朴实，居然成了李渔深爱它的理由。最后老夫子得出结论，他爱芙蕖，在夏季他要靠它活下去。本来，芙蓉一词，在荷花的所有别称中是最诗情画意的，而李渔又是美学大师，但他偏偏就用了芙蕖，而不用芙蓉。也许，荷花具有了吃苦耐劳的美德，李渔就不好说它是芙蓉，但如果直接呼其为荷花，又显得暴殄天物，最后找到了一个中间值——芙蕖。
 

　　还有人不搞花样，荷花就是荷花。比李渔小近三十岁的蒲松龄，其《聊斋》中有一篇《荷花三娘子》。这里的荷花，变成的女妖，自然又成了穷书生的颜如玉，可蒲松龄却不那么文绉绉，说什么“芙蓉三娘子”，或者“芙蕖三娘子”。难道，荷花成了精，就不能称为芙蓉或芙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