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渠县赵家村汉阙

 

 

西汉长信宫灯

 

　　汉代的文化生态不是一时之功，而是累朝积淀而成的。东汉著名史家班固曾总结西汉的文化生态为：“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 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从汉武帝到汉平帝，百余年形成的浓郁的文风和学风，政府起到了推动功用。本文作者对于汉代文化生态正反两面的考述，或许能让我们“以史为鉴”。

 

    “五经”：汉代的大众读物

 

　　“五经”成为汉代的普及读本，与“四书”是明清两朝的普及读本一个原理，因为科举和仕途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不仅仅是国家人才的成长道路，还是穷门小户的希望之光和生活出路，底层人家的孩子，通过苦读书，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汉代还没有科举考试，是察举制，也就是推荐制。汉武帝时期的推荐标准是，“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推荐对象是“有好文学”，指读书出众的。汉代，文学一词比今天含意厚实，有写作的一面，但更多指读书，且能从中读出学问的。政审标准是“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发现这样的人才后，“令相长丞”（县令、侯相、县长、县丞）要上报给“二千石”。“二千石”是以级别工资代指郡守及诸王相。“二千石”考察通过后，要带着考生及具体的推荐者赴京城长安，到太常处报到。太常是九卿之首，掌管国家礼仪、宗律、天地祭祀，还分管文化教育。入门太常后，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结业时严格考试，读通一经以上（一艺指一经，汉代六艺指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乐经），“补文学掌故缺”。文学和掌故均是官职，也相当于资格学位，“文学”是学官，“掌故”是史官。学业突出的直选为郎中，汉代的官职中，带“中”字的都是“中央机关干部”。“太常籍奏”，指进入国管后备干部序列。“既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中特别突出的，直接奏报皇上，告示天下。这是汉代选拔人才的机制，同时还有退出机制，“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连一本经都读不通的，劝退，再递补另选。汉代读书讲究读通读透。“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代的公务员有读书风气，因为书读好了可以仕进。公孙弘是汉武帝时的丞相，也是《春秋》研究专家，还是人才选拔和退出机制的顶层设计者。

 

　　汉代的文化生态不是一时之功，而是累朝积淀而成的。汉武帝在国家人才选拔主渠道外，还设置有更高层面的学术机构，设置博士官，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科学院。博士官招研究生，“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博士弟子不是一般的研究生，要精通“五经”的。“复其身”是很高的待遇，一般官员都享受不到，终生免税赋。武帝之后，汉昭帝“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之”，汉宣帝“增倍之”，是二百人。汉元帝时增为一千人，而且“能通一经者皆复”，通一经，就可以终生免税赋。到了汉成帝时期，“增弟子员三千人”。读通一门经，就可以光耀门第，还可以终身免税赋，这对普通人家是多么具体的诱惑和鼓励。

 

　　我们今天读到的“五经”，是经由汉代“抢救文化遗产”重新整理的，整理工作难度极大，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几乎毁绝了民间存书，仅有《易》因“民卜之用”侥幸逃过劫难。更致命的是，项羽攻入咸阳城燃烧了三个月的那场火，使皇宫的“国家藏本”荡然无存。所谓的整理工作，是依靠老读书人的“文化记忆”，说白了就是背书而得。后来在孔子老宅夹墙里发现了部分善本，但也由此有了经学的“新旧”之争。

 

　　汉代的经学研究，守着“夫子不以空言说经”的方法，下踏实的笨功夫，“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汉代经学研究最大的亮点是允许各抒己见，也允许各持己见，形成了多家学派，“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汉代的经学研究，是中国文化的旷世功德，是在废墟之上重整旗鼓，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和再出发。

 

　　班固对西汉文化生态是这么总结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汉平帝年号——引者注），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从汉武帝到汉平帝，百余年形成的浓郁的文风和学风，在于“禄利之路然也”，是政府的禄和利起的推动功用。如今倡导“全民阅读”，是天大的好事，但全民阅读仅仅倡导是不够的，形成踏实的读书风气，还需要政府跟进实际的作为。

 

    董仲舒的一次历险

 

　　公元前135年，发生了两场火灾，火情不太大，但起火的地方要紧，“（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汉高祖刘邦山崩后，朝廷颁令，各郡国均建庙以纪念，这些庙统称高庙。高园指刘邦的陵园长陵，便殿不是主殿，相当于贵宾休息室。两次火灾后，武帝刘彻素服五日。中国的皇帝以年号纪元自汉武帝开始，在位54年，用了11个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建元六年是执政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刘彻22岁。

 

　　刘彻16岁即位，执政的前两个纪元内天灾连连，28岁之前的汉武帝，坐皇位比坐针毡还难受——

 

　　“（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黄河泛滥，人吃人。

 

　　“四年夏，有风赤如血。六月，旱。”汉代版的沙尘暴。大旱。

 

　　“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彗星出现东方天空，拖着长尾巴，直至天边。

 

　　“元光二年，春，单于入塞。”匈奴犯边境。

 

　　“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黄河改道。

 

　　“夏五月，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黄河泛滥。

 

　　“四年夏四月，陨霜杀草。”孟夏飞雪，庄稼遭殃。

 

　　“五月，地震。”天灾，地震。

 

　　“五年，秋七月，大风拔木。”天灾，飓风。

 

　　“八月，螟。”大面积虫灾。

 

　　“六年夏，大旱，蝗。”蝗灾。

 

　　“秋，匈奴盗边。冬，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匈奴犯边境。上谷，今北京地区。

 

　　公元前134年，武帝在全国诏征高端文化人才，当年的话叫“贤良文学”，和今天的“德艺双馨”差不多，但“贤良文学”不是荣誉称号，有实际待遇，还是皇帝的文化顾问，要以书面形式回答皇帝的不时垂问。“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于是，就有了汉武帝与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答对。

 

　　汉武帝提问的均不是一时之策，而着眼于求解国家兴亡，长治久安之道。比如，“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董仲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的成名作，先后以三篇“对策”主要阐述了四个观点：一、“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中国人纪元，每年的一月叫“正月”，也是得于“王道之端”的起因。二、尊尚儒学，以接通因秦朝而断裂的中国文脉。三、“兴太学，置明师”，给国家养人才；改革干部选拔制度，以能任职，“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四、提出“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不仅被汉武帝赞誉，也入史家法眼，全文收录《汉书·董仲舒传》。后来董仲舒把其中的“天人感应”论点单列成文，写成《灾异记》，而支撑论点的论据，就是公元前135年发生的那两场火灾。但这个文章犯了皇颜，汉武帝大怒，先降死罪，后又下诏特赦，再之后，董仲舒回到河北衡水老家，“以修学著书为事”。汉武帝刘彻是大帝，对饱学的人内心尊敬，有了问题，仍派专人不远千里去征求意见，“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3年）七月，长安城里下了场冰雹，汉武帝派一个叫鲍敞的人去请教董仲舒，此事记载于《西京杂记》里：“雹何物也，何气而生之。”“阴气胁阳气，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回，朝夕不息。阳德用事，则和气皆阳，建巳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阳之月。阴德用事，则和气皆阴，建亥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阴之月。十月阴虽用事，而阴不孤立，此月纯阴。疑於无阳，故谓之阳月。诗人所谓‘日月阳止’者也。四月阳虽用事，而阳不独存，此月纯阳，疑於无阴，故亦谓之阴月。自十月以后，阳气始生於地下，渐冉流散，故言息也。阴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纯阳用事。自四月以后，阴气始生於天下，渐冉流散，故云息也。阳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纯阴用事。二月八月，阴阳正等，无多少也。以此推移，无有差慝，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熏蒿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气上薄为雨，不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其寒月则雨凝於上，体尚轻微，而因风相袭，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则上合为大雨，下凝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至也，阴气暴上，雨则凝结成雹焉。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寒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矞。露则结味而成甘，结润而成膏。此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气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电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祲沴之妖也。”

 

　　翻译成现代汉语。鲍敞问：“冰雹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气生成的？”董仲舒答：“冰雹是阴气胁迫阳气形成的。天地间的气，阴阳各占一半，二者和合，轮回运行。农历四月是正阳之月，阳气主导。十月是正阴之月，阴气主导。二月和八月阴阳二气势均力敌，相互激荡，‘运动抑扬，更相动薄’。风雨云雾雷电雪雹就这样产生了。气向上升腾为雨，向下笼罩为雾。风是呼出的气，云是气雾。雷是阴阳气相搏发生的声音，电是相互撞击闪烁的火光。阴阳二气开始蒸腾的时候，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二气凝结，攒聚相合，达到一定重量，就形成雨降落下来。寒冷的月份，雨滴初凝的时候，还轻还小，被风吹袭，飘散为雪。冰雹是雪珠一类的东西，阴气突兀上升，才会形成雹灾。（如果）太平盛世，刮风不会使树枝噼啪乱响，使种子开壳植物萌芽而已。下雨不会击破土壤，滋润植物的叶和茎而已。雷声不惊怵恐怖，发号令使人启发而已。闪电不刺眼，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妨碍远望，使大地沉浸在水汽里而已。雪不压迫树枝，消灭毒物害虫而已。云呈五彩祥瑞。露珠味甘，滋润肥沃土地。这是因为圣人治理国家，阴阳和谐相合。（如果）政治腐败，阴阳失和，风破房屋，暴雨冲破河湖泛滥成灾，大雪塞堵牛眼，闪电冰雹砸死驴马。此为阴阳二气相互激荡带来的不祥妖气。”

 

　　汉武帝执政的前12年历经坎坷，是历险，因为历险，才有了大汉的盛世。董仲舒直言获罪，也是历险，书生意气散尽后，成就一代大儒。这一对君臣，在历险中各自的人性都得到了弘扬和进步。

 

    《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具体的。

 

　　“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大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公羊传解诂》里的这句话，交代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端门即国之正门，孔子秉周天子之命，以120诸侯国史料为基础撰成。今天的史家讲战国时期约为120个国家，也来自这句话。称“约为120个诸侯国”，是不敢肯定子夏等人有没有疏漏。

 

　　《春秋》一万八千言，以鲁国12位君主为编年序，覆盖120个诸侯国。董仲舒概括《春秋》的价值有两句话：“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理往事，正是非”。

 

　　《春秋》笔法有两个要点：

 

　　记衰世之事。孔子记衰世，《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36位君王被杀，其中君不君，臣不臣的症结在哪里？52个国家亡其国，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是怎么走向下坡路，甚至灭亡的？中国以前的历史有两个功能，一是“以史制君”“君史两立”，而且有硬性规定，当朝君王不能审看史官记录的历史。史是用来制约君王的，天子为一国之君，是老大，当朝没有人管得了。以史记之，把他说的话和做的事记录下来，留待后人点评。再就是启迪后来者，以古为鉴。在古人的认识里，史就是历史，是国家的经历。称史官为太史。到了唐朝，李世民改“史官”制度为“史馆”制度，“以史制君”调整为“以史鉴今”，历史不再由一位史官撰写，而是集体创作。领班大臣“总知其务”，重要的还有一点，“书成进御”，皇帝要知道历史是怎么落笔的。李世民是“皇帝不能做当朝历史读者”这一史书传统的终结者。

 

　　《春秋》记录“所见，所闻，所传闻”。“所见”，指孔子亲身经历的年代，“所闻”，听亲历者讲述的年代，“所传闻”，凭资料解读的年代，相当于今天说的当代、近代、古代。“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微其辞”，是委婉地提出批评。“痛其祸”是直言不讳，并且加入感情判断。“杀其恩”，因为年代久远了，用事实说话，不因感情用事。

 

　　中国旧的史书，给人开窍，也给人大的方向感。中国的历史研究，在汉代实现了第一个高峰，仅《春秋》这部书，“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汉书·艺文志》）。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部书的卓越见识以及研究方法，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而言，仍属凤毛麟角。

 

    脏唐臭汉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贾蓉自晒家风里的淫失之行，“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有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利害，琏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婶子那样刚强，瑞叔还想他的账。哪一件瞒了我！”《红楼梦》讲“脏唐臭汉”，指的是朝廷及权贵人物的“淫失之行”。

 

　　我列举大汉雄风腋下的几桩“汉臭”：

 

　　“（汉惠帝）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张氏。”（《汉书·惠帝纪》）“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汉书·高后纪》）两句史话指的是同一件事，汉惠帝刘盈娶的是外甥女。刘盈的胞姐鲁元公主，下嫁赵王张敖，生女张嫣，吕后做主，把外孙女嫁给儿子。

 

　　“孝武陈皇后，长公主嫖女也。”（《汉书·外戚传》）汉武帝刘彻的首位皇后陈阿娇，是长公主刘嫖的女儿，刘嫖是汉文帝女儿，汉景帝胞姐，武帝刘彻的亲姑姑，封馆陶公主，下嫁堂邑侯陈午，生女乳名阿娇（“金屋藏娇”一词即源于此）。刘盈娶外甥女，刘彻娶表妹，均无后。

 

　　“（武）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余矣。近幸董偃。……出则执辔，入则侍内。”（《汉书·东方朔传》）馆陶公主刘嫖豢养董偃，从13岁起，至18岁“圆房”收为内侍，武帝刘彻去看望姑姑兼岳母，称呼董偃叫“主人翁”，今天主人翁一词是人民群众，在汉朝专指长公主的“小鲜肉”。“后数岁，窦太主卒，与董君会葬于霸陵。”（同上）董偃因舆论压力，30岁郁郁早逝。刘嫖弃丈夫，与董偃合葬，且葬于父皇汉文帝霸陵，属于入祖坟。刘嫖也算敢为天下先的女子。

 

　　“元朔中，偃言齐王内有淫失之行，上拜偃为齐相……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元朔是汉武帝年号之一，由公元前128年到公元前123年。偃是主父偃，武帝刘彻的大臣，他向武帝告发齐王与胞姐有淫乱行为，并由此出任齐相，到齐赴任后，让人捎话给齐王，说皇上已知奸情。齐王在极度恐惧中自杀。因为此前不久，燕王才因为乱伦被处死。主父偃有政治才华，但人品差，爱告黑状，下场很惨，“乃遂族偃”，被诛杀全族。

 

　　“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后汉书·孝灵帝纪》）东汉汉灵帝刘宏是亡国皇帝，也是无耻荒淫衰君，在位21年。12岁即位那一年，即在宦官操盘下发动文化大清洗（党锢之祸），杀捕文化贤臣数千人。刘宏偏好一出“市场经济”的后宫游戏，在后宫建商业一条街，宫女依柜台俏卖，他装扮成商人沿街选购，随兴淫乐。还有更恶劣的，给狗穿上官服，佩上印绶，出入宫殿，“狗官”一词由此而起。他业余时间在后宫搞自驾游，驾四驴车。范晔给刘宏的史评是，“灵帝负乘，委体宦孽。征亡备兆，《小雅》尽缺”。

 

　　清代学者顾炎武有一名言，“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国家重要的公务员无耻，是国耻。

 

　　穆涛（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文化散文集《先前的风气》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