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4日开始，为期40天的2016年春运已经拉开帷幕，不少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准备回家过年，此时，北京城里走亲访友的人群也逐渐增多。这段时期，是人员流动以及客车和货车流量集中的时期。相应的，道路交通压力也大大提升。因此，我们希望不管是行人，还是汽车，都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确保安全。
 

　　交通规则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给大家带来便利。其实，在古代，尽管没有汽车、飞机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但从唐朝开始，随着城市的发展，繁华的街道上，行人与马车并存的情况逐渐增多，因此，出于安全的考虑，唐代皇帝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交通规则，比如唐朝的“仪制令”就是较早的关于交通方面的礼仪规范。它的主要内容用十二字就能概括：“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在宋朝，“仪制令”被刻在石碑或木板上，立于大街要道，以提醒行人和车辆遵守规则。
 

　　除此之外，在唐律及宋刑中，也有不少关于交通的规定，比如不准在闹市或人众处跑马，不准在道路上设置障碍等。如果违反了规定，同样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宋代将仪制令刻于石碑上
 

 

唐宋时期，对水上行船也有规定
 

　　■ 杨昌平
 

　　随着春运的到来，城市的道路交通压力日益明显。此时，对于行人和车辆来说，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通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作为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目前的交通规则与古代社会制定的交通礼仪是一脉相承的。陕西省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收藏有南宋“仪制令”石碑。这块宋代“仪制令”石刻高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刻有“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12个大字。这正是用于规范当时行人与马车通行的礼仪规定，它也体现了尊敬老人、为他人着想的理念。
 

　　“仪制令”兴起于唐代，不过当时只是出现于文书中。到了宋代，朝廷下令京都开封及各州城内主要交通路口悬挂木牌或放置石碑，上书“仪制令”作为交通规则。因此，灵岩寺博物馆的“仪制令”石刻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它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
 

　　同当前社会一样，“仪制令”不仅是当时的交通规则，也是解决交通冲突的依据。
 

　　1 靠右行：唐朝初创的行进原则
 

　　如今开车上路，英国等部分国家靠左行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则是靠右行驶。靠左还是靠右，与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有着莫大的关系。我国靠右行的规则最初由军队设立，古代战士都是用右肩扛着兵器，当两支队伍在行进中相遇时，为避免兵器相撞，都自动靠右行走，把左面让给迎面而来的军队。到了唐代，“右侧通行”有了明文规定。
 

　　为何在唐代会出现呢？这要从唐代的道路建设说起。唐代重视道路建设，唐太宗即位不久就颁下诏书，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道路的畅通无阻，对道路的保养也有明文规定，不准任意破坏，不准侵占道路用地，不准乱伐行道树，并随时注意保养。唐朝重视驿站管理，传递信息迅速。紧急时，驿马每昼夜可行500里以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唐朝利用驿马运送荔枝的描述。
 

　　唐朝的长安、成都、扬州、洛阳等城市人口众多，非常繁华，长安人口更是超过百万，城市道路建设也很具代表性。长安的道路网是棋盘式，南北向14条街，东西向11条街，位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达150米,街中80米宽，路面用砖铺成，道路两侧有排水沟和行道树，布置井然，气度宏伟。长安城内的道路是将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实，为了防尘，再铺上细沙，铺撒沙堤的沙子来自长安城东的浐河。唐诗云：“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而野外的道路则分为两种，一种叫“驿道”，也就是官方修建的，运粮、行军、送递文书的道路，有点像现在的国道。另外一种道路就是地方修的道路，或者自然踩出来的路，好一点的地方路铺了石板，差一点的就是土路。
 

　　因为交通发达，人口众多，城市里就会出现一些交通状况，唐太宗时的中书令马周就提出了右侧通行的规定。据《新唐书》卷98《马周传》载：“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城门、卫舍、守捉士，月散配诸县，各取一，以防其过，皆周建白。” “入由左，出由右”，其实就是“右侧通行”的规则。马周之所以制定“右侧通行”规则，缘于守城士兵要在城门或街道关口上检查行人及过往车辆，而过往行人和车辆无左右之分，显得杂乱无章，检查起来很不便利。
 

　　除了陆路交通，唐代对水上行船也有规定。为防止船只碰撞，唐律中规定：“或沿泝相逢，或在洲屿险处，不相回避，覆溺者多，须准行船之法，各相回避，若湍碛之处，即泝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笞五十”。这里的行船之法，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水上交通规则，“泝上者避沿流”，也就是上行回避下行的行船原则。如果违反，就要用竹板或荆条拷打脊背或臀腿五十下。后来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脉聚集处，因此改为打屁股。
 

　　2 仪制令：兴起于唐 宋代刻在石碑上
 

　　我国的交通法规兴于唐，盛于宋，仪制是朝廷官府颁布的法规礼节，即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有一条内容是：“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
 

　　不过在唐代，仪制令只是在文书中存在，没有立于道路宣示。到了宋代，仪制令被刻在木板上，竖立于大街要道，以规范道路上的行人与车辇。陕西省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收藏的仪制令路碑，拟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原立于州县的街头。福建省松溪县的仪制令路碑，则立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竖碑地点已不在县城，而是移至县城外的乡村。
 

　　后来，“仪制令”在宋代专指勒字刻碑立于道路旁的交通法规。宋朝是榜刻 《仪制令》的推广时期，也是其盛行时期，由于当时交通工具混杂，有车、船、轿子、牲口几大类。
 

　　其中，南方坐船、坐轿者多，北方坐马车、骑牲口以及推车的多。车又有太平车、囚车、陷车等之分；船的种类稍微比较复杂，有官船、哨船、渔船、渡船、快船、战船等，湖南所称的“划子”，就是渔船，它也可以载人摆渡；轿子则有山轿、兜轿、凉轿、暖轿等之分；用于交通的牲口有马匹、驴、骡等种类，农村里娶媳妇就有骑马的、走亲戚骑驴的，比较杂乱。
 

　　《杨文公谈苑》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正丞孔承恭上书皇帝，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 《仪制令》。太平兴国八年 （983年），宋太宗下令京都开封及全国各州，必须在城内各交通要道口悬挂木牌，写上 《仪制令》，以此作为交通规则，要求百姓执行。南宋后 《仪制令》由各州扩大到各县，又由悬挂木牌逐渐发展到刻立石碑永久示人。
 

　　古装剧里经常有“鸣锣开道”的场景。有人趣解“鸣锣开道”，比如县令上街，差役鸣锣七下，意思是“军民人等齐闪开”；州府官员上街，鸣锣九下，意思是“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省一级官员则鸣锣十一下，意思是“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如果是中央一级的官员，就要鸣锣十三下，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
 

　　“仪制令”中的“贱避贵”意思就是平民百姓要给达官贵人让路。宋朝赵匡胤曾诏令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如“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曾详细规定，街市军民、做买卖及乘坐驴马行路者，遇见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员过往，要立即下马让道；官员相遇于途，官阶较低的官员要采用侧立、回避等方式让道。清朝规定，军民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突。
 

　　除了“贱避贵”之外，其他三条规定均有积极意义。“少避长”指年纪小的人为年纪大的人让路；“轻避重”指负担轻的人为负担重的人让路，“去避来”的来者为客人，去者指离开家庭或乡里未远行者，相对来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应为客人让路。这些规定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礼让的风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道路通行规则自古以来就要求尊敬老人、谦虚克己、为他人着想。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宋朝时繁华的都市生活，从中也能看出当时的交通秩序
 

　　3 冲突：依据仪制令定责
 

　　现代社会，发生交通事故后，经常出现双方均违反交通规章的情况，此时就要区分主次责任。在古代也不例外，在一些交通事故中，双方也会依据“仪制令”的不同规则为自己辩解。
 

　　南宋俞文豹著有《吹剑录》，该书主要内容是杂记南宋宫廷、官场及民间之遗闻轶事，其中就有一例有关交通事故的趣事。一位士人走路时被负重的贩夫撞破了衣袍，两人到临安府评理。府尹曰：“轻盍避重？”令（贩）夫拜之。士人曰：“贱合避贵，必欲偿背。”京尹曰：“背直几钱？”曰：“元制十千。”公曰：“我偿汝十千，汝还他八拜。”士人语塞。府尹断案，依据“轻避重”，判士人负主要责任，但士人却依据“贱避贵”，要求贩夫赔偿。府尹又巧妙的提议由贩夫赔钱，但士人要还以八拜。在等级分明、讲究面子的社会，让士人八拜，他无疑宁可不要赔偿，也想息事宁人。
 

　　明朝也要类似的趣事。明崇祯辛未（1631年）进士李清著有《折狱新语》一书，书中记载：有农夫担粪过桥，一武举人着新衣大摇大摆地从对面走来，农夫一不小心，溅出了粪水，玷污了武举人的新衣。举人定要其赔偿，农夫赔礼，愿为其洗净；举人却不答应。县令问明情由，说：“新衣被污，实在不对。”令农夫礼拜陪情，脏衣由武举人回去自洗。武举人仍不答应，一定要赔他一件新衣。县令说：“好，衣服由我负责来赔。但你轻不避重，依法例，该笞你四十；看在你是举人的面子上，减去一半；如果你愿意拿回自家去洗，再减一半；只打十下，如何？”武举人连忙求情：“衣服我自己洗，自己洗。”
 

　　4“飙车”：闹市跑马要受重罚
 

　　飙车是现代特有的名词，由于速度太快，飙车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如果没有追逐竞驶，只是超速行驶，则只按交通违章记分并处以罚款。
 

　　古代的“飙车”就是跑马。和现代一样，古代对“飙车”也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唐代沿用了《晋律》中“禁马众中”的法律规定，禁止车、马在城内及人口稠密的闹市区内高速行驶，否则属违法行为，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唐律疏议》卷26“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偿所减价。余条称减斗杀伤一等者，有杀伤畜产，并准此。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唐律中“走车马”的“走”指的就是现代的“跑”，而现代的“走”在古代是“行”。
 

　　根据唐律，在闹市或人多之处跑车马，就要就要用竹板或荆条拷打脊背或臀腿五十下，唐太宗后来改打屁股。如果出现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就要对照斗殴杀伤人的罪行减一等处理。唐朝时期，封建五刑已经定型，形成了比较科学的刑罚体系。唐律规定五刑共二十等，即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二。如果犯杀人罪减一等处理，那就要处以流放三千里的处罚。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被判流放夜朗，而到了宋朝，《水浒传》里面的宋江、林冲和武松都被流放过。在现代交通事故中致人死亡的，按交通肇事罪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而在古代，则要被流放到三千里的“化外之地”去受苦。
 

　　当然，对于交通事故性质轻重的衡量，也是有量化处理的。而因为以下缘故在人群中快速驾马的可以免于处理：公文传递、朝廷命令发布、有病求医，急于追人。如果因此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钱赎罪，即罚款。电视剧中经常有策马狂奔者高呼“几百里加急”，这就是有紧急公文，行人须予以避让。
 

　　唐律严禁私人侵占街道，或将污秽之物排放在街道上，并禁止在街道两旁取土。此外，唐律还禁止在人烟稠密的道路上射箭、放弹以及扔瓦石，并禁止在行人通行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如果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设置障碍，也要设置明显标识。如果设有标识，仍有杀伤，后果由行人自己承担。
 

　　宋朝的一件奏折专门提到京师开淘渠堑时，因无遮蔽物，可能对行人造成危险，建议水井无栏木、泥坑无物遮拦的，由“地主”设置保护栏，免伤民众性命。《宋刑统》中，也有“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的规定。此外，《宋刑统》还规定：以船载客，需事先定价，不得超载，不得在中流索价；出航，要避风浪，船主对预知的可能风浪所引起的灾难，需承担法律责任。到了清朝，《大清律例》规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赔偿医药费，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如果把人撞死了，打一百大板，坐牢三年，另外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费，其坐骑则被官府没收。
 

　　5 保辜：保护受害者的专门条款
 

　　在交通事故中，撞了人、撞伤人和撞死人的后果是不一样的，肇事方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在这一点中，现代社会与古代是一脉相承的。在现代，撞伤人要承担包括后期治疗在内的医疗费用，如果伤者不治身亡，肇事方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在古代，则有专门的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唐朝沿用了前代的规定。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对于内脏损伤、内出血等在当时是没有办法检验定性的，所以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出发，古代刑法中设立了保辜制度。即凡是斗殴伤人案件，被告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害人的伤情变化负责，如果受害人在限期内因伤情恶化死亡，被告应按杀人罪论处；如果是在时限以外死亡的，就只是个伤害罪，这种制度就称为保辜，所定保证期限称为辜限。西汉初年规定保辜的时限是二十天，这是现存最早关于“保辜”的法律条文。清律中对保辜期限专门注释：“保，养也；辜，罪也。保辜谓殴伤人未至死，当官立限以保之，保人之伤，正所以保己之罪也。”
 

　　现存资料对古代如何审理交通事故案件记载较少，较为完整的一份卷宗，是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其中有一件是唐代地方官府审理交通肇事案件的卷宗。该份名为《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事案卷》的案卷，目前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该文书卷首残缺，结尾完好，中间或有残缺。经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考证，此案卷系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六月高昌县审理的案件。根据卷宗记载，当事人康失芬在通往城内的道路上驾车快速行驶，致使车马不受控制，轧伤了在门前玩耍的两名儿童，致两名儿童身受重伤。官府在确认案件事实后，责令被告康失芬实行保辜。
 

　　在康失芬一案中，主审官决定先保辜五十日，减一等处罚。康失芬为免于监禁之苦，同意实行保辜，并找人担保。担保人保证康失芬支付医药费，并且不随意离开居住地，如反悔或逃亡，担保人负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