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行吟画》（国画） 傅抱石 

《橘颂》（国画） 程十发

 
    满腔忠贞、满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泽畔，行吟于遍生橘树的楚国，走进一个水汽淋漓的节日，走进民族的情感深处。从长远来看，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并非宣传教育的结果。

    他来自浪漫的楚风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是屈赋楚辞《湘夫人》开头。不看注释，不求甚解，仅轻轻吟诵，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便扑面而来——生命如花，神灵如云，草木情深，人神相依。这与《诗经》给你的人间烟火气太不相同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根源何在？

    南方文化发育在远古迟于北方，荆楚曾长期遭受中原文明的歧视与征伐。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国风》未采录“楚风”，原因或许就在这里。至战国末期，楚文化已相当发达，形成与北方并驾齐驱之势，但文化边界却仍是清晰的。《诗经》记录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态。在《诗经》里，不论是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都情感质朴，少想象，与现实密切关联。那是稷麦气息，那是有时温馨有时呛人的人间烟火。而这时的楚地却仍是神话沃野，巫风弥漫，人神共处。屈原带着湿地沼泽气息，从另一个方向来了。

    屈子之来，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开始了独唱，开始了水汽淋漓、芳香扑鼻、凄美绝艳的独唱。

    似乎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铺垫，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大诗人横空出世，大放悲声，哽咽难抑，草木为之生情，风云为之变色，神灵为之驱遣。《离骚》《天问》《哀郢》《怀沙》……一章章吟完，便投江自尽。屈子死了，楚国亡了。屈子之悲剧，真是一个最彻底的悲剧！屈子投江激起的这轮涟漪，渐洇渐大，化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先秦诸子之文皆可视为文学作品，但文学是以寄生状态存在。屈原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屈原带着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鲜血液，猛然楔入华夏文明腹地。

    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痛哭登场——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八方有灵，四顾茫然，自言自语，绵绵无尽。他似乎将我们带入一个似真似幻、婉转浩瀚、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君昏国危，党人跳梁，朝政日非，他一再被疏被逐，宫阙日远，无助绝望日甚一日。

    他为祖国而生

    《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或第一次流放之后，忧心如焚，缠绵悱恻，辞意哀伤而志气宏放，这时的屈原希望未灭，心存幻想，切盼怀王悔悟，让他重回郢都，为国效力。这数句诗，将屈原的主要人格特征、困境意识表达得很充分。

    屈原陷入困境，导源于楚国陷入困境。

    正当中国实现大一统前夕。文化落后的秦国经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雄踞西北，虎视鹰瞵。对六国来说，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有能力抗衡秦国的是齐、楚，楚国比齐国疆域更广更富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天下不归秦，则归楚。

    可是，六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合纵，秦国的连横却每每奏效。

    已是风声鹤唳的局面。天下大势，屈原看得分明。他的焦虑紧张，由来已久。屈原始终力主联齐抗秦。可是他的主张与奋斗却一再受挫，楚国逐步陷入为秦摆布状态。屈原亦渐被疏远，直至被流放。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一般认为，此时的屈原绝望，遂赋《怀沙》投汨罗江自沉。

    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早就认可天下必将重新归于一统。天下重于国家，是诸子的共识。到战国时，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士子们有空前的活动空间，朝秦暮楚竟无关人的品质评价。在一个爱国感情相对稀薄的时代，屈原却把自己与祖国紧紧绑在一起。

    不断有后人这样发问：凭屈之才能，何国不容？何不弃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屈原并非不认可诸子的天下观，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来统一，也至少要长久保存楚国。作为楚国贵族，世代与国家关联极深，本人一度成为政坛中心人物，他又是一个被楚文化浸润透了的士人。楚国如为人吞灭，在他是不能接受的。举目天下，无处能给他安身立命之感。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情感的基础。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语）没有楚国，亦难见屈原。楚国，屈原，《离骚》，三者可互印互证。“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送盘谷序》）楚国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各国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尘埃落定，惟楚国国亡而“魂魄”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在怀王客死之时就喊出这一口号。六国中为何楚国特别“记仇”？除了战国末天下大势这一主因外，恐怕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楚国有最鲜明的文化标记。历史果然应验。反秦斗争中，楚人最为踊跃，陈涉首事，以“张楚”为号，项梁从民间找到楚怀王孙子重新立为“楚怀王”。秦最终亡于楚人之手。新兴汉朝对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表示了特别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收篇于一场白日梦般的飞升远游。这类似庄子的《逍遥游》。可是当屈原从天界一瞥见故乡，在天界的快乐便不复存在，只有故乡，只有魂牵梦萦的故乡。庄子以《逍遥游》完成想象中对现实的超越，屈原却总是重重地坠落在地。从天空坠落，是屈赋楚辞中一再出现的意象。屈原那里有中国最早最沉重的乡愁。

    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苍茫的遍生橘树的楚国。

    从《橘颂》到《怀沙》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橘颂》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原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怀沙》

    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

    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众芳芜秽、日暮途穷的强烈意象，《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屈原对死有长久的预谋，死之意愿贯穿于疏远流放全过程。“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咸，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

    《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正当青春的屈原，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扎根祖国，放眼天下，有强烈的使命感自豪感。《橘颂》表明，屈子是个一赤子。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当局面复杂化，却仍以既有的赤子人格应对，则必会陷入困境、绝境。

    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终点。

    《橘颂》已显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贤端倪。屈原有执着的“美政”理想，希望辅佐楚王成为尧舜般的圣王。《离骚》开篇即赞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接着一再申述对美质修能的不懈追求。他的根本愿望，就是为怀王、为楚国尽力，并能确立个人“修名”。

    注重修身、以道自任、自高自贤，中国早期士人已形成此共性。先秦诸子皆有此气象，只是程度、风貌各不相同。这正是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令千古唏嘘的特征。屈原正具此气象。《离骚》开篇，介绍完自己后即豪迈地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者师的气度十足。

    屈原要救国，但个人并无救国力量。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屈原的“恋君情结”是强烈的，君却不恋他。屈赋中处处交织着对怀王极恋又深怨之情。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关系类似于亲密无间的“情人”关系。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爱情，虽未必能持久。当某种感情达到一定强度时，亦会呈现“疑似爱情”状态。屈赋中屈原反复开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无不以失望失败告终。但是，屈原却将自己的“单相思”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屈原既把自己想象为美人，也把怀王想象成美人，屈原不但是“弃妇”，也是为美人所弃的“弃夫”，两种想象实无不同。忧患极深、心事绝大的“失意臣子”屈原，就这样把浩瀚无际的诗意、至微至巨的意象与匪夷所思的“疑似爱情”融会在了一起。真真难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骚”者。

    屈原的“求女”意象每为后代文人效法，以婢妾心态对君王却绝非屈原发明。只要存在绝对权力，产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

    当代有些学者，以现代心理学、病理学解读屈原，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发明。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国、放在那个时代，只就屈赋中的一鳞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恋物癖、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精神病患者等结论，实在比《离骚》更具想象力。屈原长期身处逆境，备受磨难，身心俱疲，丧失健康，时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状态，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异风貌应当与之相关。但屈子坚贞人格始终未曾分裂崩溃，心智未曾瞀乱失序。屈赋为证。《怀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彻底绝望，同时高度清醒。他之从容就死，最后就剩下捍卫人格、殉道殉国这种作用了。屈子之死是屈原经营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诗。

    葬自己于祖国水土，赤子屈原最终只能做此事了。屈原人格的彻底性与悲剧的深刻性相一致。

    他是一面镜子

    自汉代始，读骚解屈即就被士林视为高品位精神活动。可是，解屈常常伴随曲解。《离骚》就像供给中国士人的一坛烈酒，有人痛饮，有人浅尝，有人不屑，有人干脆将这坛酒一脚踢翻。

    汉武帝令淮南王刘安编撰《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刘安早就将《离骚》烂熟于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刘安所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司马迁进一步评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刘安、司马迁是最早对屈原作出高度评价的人。

    此后，历代文人、非文人围绕屈原，或褒或贬，或爱或恶，对垒分明。

    西汉初贾谊、西汉末扬雄皆激赏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时痛惜其遭遇，责其未能离楚，全身远害，致遭蝼蚁之辈欺凌。

    东汉的班固，青年时激赏屈原。中年后奉诏修史，一改从前立场，激烈反对刘安、司马迁观点，对屈原从人格到作品全面否定，在《离骚序》等文中指责屈原“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不合儒家“法度”。可视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古代版本。

    东汉末王逸作《楚辞章句》，对后世影响甚大。与班固相反，王逸视屈原为标准儒家门徒。为此，王逸不惜削足适履。他这样解释《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天问”命题方式，在屈赋及诸子中甚为普遍，屈赋中尚有《橘颂》《国殇》等。重要的是，他的解读有违《天问》主旨。《天问》正是昊天之下却“日暮途穷”的屈原，对“天”的激烈发难。

    班、王观点虽相反，思想却并无本质不同。班固感到实在很难把屈原当儒家门徒对待，干脆“打倒屈原”。王逸则煞费苦心“解屈”，务必将屈原修饰成标准儒家门徒。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意欲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冲天怨气、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全解读为“忠”。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

    皇权时代，围绕屈原的论争，少有艺术批评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纠缠。

    那些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对屈原是何心态？刘安、司马迁之后，贾谊、扬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等皆厚爱屈原。他们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诗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会写诗投入汨罗江，与蒙冤的屈原对话。“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真正的诗人，他们与屈原往往能惺惺相惜。

    竟也有憎恶屈原的诗人。中唐诗人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对屈原评价之低令人瞠目：“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这简直是咬牙切齿的诅咒，连屈原自杀亦被视为不孝之举。诗最后歌颂“吾皇圣明”，社会福利好得很。如此仇视屈原，原因何在？孟郊有《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狂喜至此。孟郊为“苦吟派”诗人，眼里只有功名却半生困顿，大约永存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梦想，精神人格之苍白干枯由此诗可见一斑。俨然已成“小人儒”，却完全不自知。

    对屈原的解读，至王国维、梁启超，始基本摆脱皇权阴影，置于现代理性阳光之下。可是，时至今日，对屈原的曲解仍然存在。

    屈原是一面镜子，每个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来照一照自己。

    一座文化丰碑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离骚》这样，将个人情感、政治际遇、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所谓长歌当哭，《离骚》是也。“自铸伟辞”（刘勰语），自成天籁，《离骚》是也。屈原一直深刻影响着后世。屈子精神极大地扩张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和情感深度。

    楚辞形式上与《诗经》迥异，句式、篇幅不拘长短，随物赋形，曲尽幽情，诗的表现力得到大解放。孔门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子却是又怨又怒，气吞声悲，肝肠寸断，大哀极伤。以北方诸子为标准衡量，屈赋真可谓不伦不类，不经不典，可是正因如此，屈赋才具备了自为经典的品格。《离骚》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从此，中国文人的伤感有了参照，有了深度，从此，《诗经》《离骚》并峙，进而风骚并称，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屈原说，在流放地，他的梦魂一夜奔往楚国郢都“九次”。君、国、党人、屈原，形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国，存国，还是存国。他对君的忠、恋、怨、愤、婢妾心态，全部根源于此。

    屈原横空出世般的伟大文化创造，与其非同寻常的爱国激情深度关联。现实困境是立体的，人格是立体的。只要有一方不陷入极端状态，就不会有彻底的悲剧。极而言之，如把爱国精神从屈原身上剥离，其作品其文化创造则无法解释。

    读到一当代文化名人解说屈原的文章《诗人是什么》。文中说：“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当年的‘国界’早被诗句打通了，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作者将多种莫名其妙因素“搓捏成一团”，文意看似曲折，实则甚明白：秦亡楚，楚速朽了、局部了，“政治爱恨”化为尘烟，所以屈原爱国说不成立。这一思路如成立，人类将难以找到“爱国者”。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版图都扩大了不少，该也算“对峙性诉求”？与作者高见恰恰相反，“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具体的“国家”、朝代往往是速逝、速朽的，真正的爱国精神绝不会速朽。屈赋楚辞的每个字都浸透着爱国血泪。屈原因此才超出了“当时当地”，成了中国的、世界的。屈原不论生于何国，如果他抱持那种精神，进行了那样的文化创造，不论其国家存亡，他都一定是伟大不朽的。深邃的文化一定是从泥土里、血液骨髓里生长出来的，不是嘴皮子吧嗒出来的。“政治爱恨”一定是具体的、时代的，诗句固然可以超越国界，真实的“国界”却一定不是诗句所能打通的。秦国铁蹄横扫六国国界时，完全不会理会屈原的诗句。

    婢妾心态，曾遍布历史，遍布朝野，在现实中亦未必绝迹。给你一个婢妾环境，你就有可能为婢为妾。可以批评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态，可以惋惜屈原没有诸子的达观，但一个中庸、玲珑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伟大的文化创造。现实中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屈原伟大的文化价值是后世的历史的认可，若以这一认可否认屈原为爱国者，或认为承认屈原为爱国者就降低了屈原的文化意义，这无疑极端荒谬。

    数千年间，屈原给了我们极宝贵的文化营养。这种营养不可或缺。可是，数千年间，朱熹们反复欣赏玩味并企图加以利用的实际是屈原的婢妾心态。婢妾心态，这一定不是屈原与生俱来的，一定不是屈原的主体人格，是屈原人格被压迫被扭曲的那一部分。婢妾心态为屈原走上自杀之路加了一把劲。但屈子自杀，他该是要把那婢妾心态也杀掉吧？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历史知道，应该把谁立为丰碑。真正的诗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诗人。

    （作者为作家、编辑，已出版散文集《心中的风景》《时间之箭》等）作者：夏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