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渚纪闻》中记载，宋代名臣宗泽，当时在汴京任官，市场这事儿，自然归他管。有一回，宗泽为了查明物价是否合理，特地派人暗访。结果发现，一个饼，成本加利润，再考虑到以往的价格，差不多也就该卖六文钱左右。可在市场上，竟然卖到了二十文！这下，宗泽很生气，下了道命令，饼价敢超过八文钱的，杀无赦！饼价很快回落。

    这事儿，用如今的话来说，可谓是结合了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考虑到了饼价的成本和利润，再结合之前的情况，做出了正确评估，这是市场；尽管考虑到一个饼差不多该卖六文，但也结合了供需关系，认识到价格也会上下波动，所以定价在八文以内，这也暗合了价格规律；最后，看到市场上有人为的不利因素干扰，用行政手段加以惩治，让市场秩序回归正常，这就是计划手段。

    宋代的刑典，对于市场秩序的规定，屡屡可见。比如，“侵街道阡陌”的，“杖七十”。也就是说，占道经营，得打七十大板。乱倒垃圾呢？“出污秽之物于街巷，杖六十”，而且“主司不禁与同罪”，就是说城管要是不管，睁一眼闭一眼，任由其乱倒垃圾，那就同罪，一样要被打六十大板。

    当然，这些法律，不可能到宋代才凭空出现。早在唐代，就有关于市场秩序的规定。不过，唐代还不准随地开店或摆摊，只能在朝廷规定的坊市内。所以，当时还不太有占道经营这类的问题。到了宋代，商业发达，有街巷处就有店铺，这才有了占道经营的问题。宋代的街道，每一边的首尾两侧，都会立一块“表木”。两块“表木”之间的连线，就是一条不准跨越的“红线”。过了这条连线，就算是占道了。

    占道经营或随地倒垃圾，就得打六七十大板，这处罚重不重呢？确实够重的。与这处罚差不多的罪行，翻看宋代的刑典，有这么几样。一样是，“男为娼”，杖一百，且告发之人，得赏钱五十两银子；见死不救的，也是杖一百；在医疗界，弄虚作假，谎报人数的，也是杖一百；偷了别人田契地契，拿去典卖的，也是杖一百。

    这么一对比，这刑罚不可谓不重了。不过是随地倒个垃圾，或者占点地方，就得遭受和娼盗差不多的处罚。当然，和后世一比，宋代这处罚还算轻的。明代规定，在市场上随地小便的，要被披枷带锁，连着一个月游街示众。

    在这样的重典管制下，宋代的市场，也就井然有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