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守规矩”三字始终是官场要义。

    孔子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个“正”字就是规矩。孟子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谓“作孽”就是胡作非为、不讲规矩。

    近来，“守规矩”一词在国内热传，此乃有官员每每冒犯做人底线，以致罔顾国法、贪腐堕落而倒逼出来的关键词。对从政者而言，规矩比纪律内涵更广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则是不成文的纪律和必须自我约束的禁令。

    我国古代素有“立德、立功、立言”的“官箴”，这个“官箴”亦即从政的规矩，多数官员都能遵纪守法，“清风两袖朝天去，免碍阎罗话短长”。宋人吕本中在他编的《官箴》中开明宗义：“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保禄位、远耻辱，可得上之知、得下之援。”宋至清900年，此乃官场的座右铭。

    古代十分关注官员的言行举止，不准“干部”搞“潜规则”，做出格的事。譬如饮酒，中国有几千年博大精深的“酒文化”，但官员不能随便“公款吃喝”，否则就会触犯法律、丢官降职。

    宋朝规定，公酒必须上交，严禁私自饮用。宋治平元年(1064)，陕西凤翔府知府陈希亮因贪喝邻州送来的公酒，被朝廷贬为太常少卿，名声扫地。宋神宗时直学士祖无择政绩不俗，却因私下将 300小瓶公酒送了他人，被免掉官职。“文人官员”苏舜钦因支持范仲淹改革被保守派忌恨，便以苏在进奏院祭神时用卖废纸之款买酒宴请宾客为由告发，苏舜钦及一众赴宴者均被罢官。

    不许公款消费乃当今官场起码规矩，但一些“公仆”却总是明知故犯。一位退休的中石油干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周永康执掌中石油时期，中石油高层每顿宴请均不低于10万元，这种宴请几乎天天都有。苏舜钦、陈希亮、祖无择等地下有知，该大倒苦水喽！

    古代对官员私生活管得很严，不少朝代严禁官员嫖娼、搞“婚外情”。唐玄宗时规定：官员“包二奶”或公款“性交易”，五品以上者要贬职“流放”。据《唐会要》载，官至大理司直的张黔牟，与自己丫鬟有“***”，被举报后摘去官帽。明朝规定官员嫖娼被捉，终生不得录用。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记下一案例：明英宗年间，广东海南卫指挥使张某赴京奏章，此人在岛上放纵惯了，在京仍多次宿娼，事发后被“谪戍”到遥远的山西威远卫当守卫。

    反观今日，“包二奶”、与人“私通”、接受“性贿赂”几成贪官们的通病，从周永康、谷俊山到蒋洁敏、金道铭无不是生活糜烂、“权色交易”的“高手”。山西女商人丁书苗通过铁道部长刘志军非法获利39亿，“知恩图报”对刘“性贿赂”，让他与某剧组众多女星尽情往来。

    现实中，“雅贿”已是当今官场“一种潜规则”。真金白银、名贵烟酒和有价证券，正被名家字画、珍奇古玩、宋瓷苏绣等“文化精品”取代。官员利用出书、翰墨等大赚一笔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了。原国家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也非法兜售多部“专著”牟利2300余万，其《寿世补元》系非法出版物，每册定价368元，印了4万多册。一些医药企业为讨好张敬礼，不惜高价购买“局长书”。

    在古代，官员可以写书印书，但不能营利，更不能利用职权强买强卖。据上海文史馆馆员刘声木的《苌楚斋五笔》记载：清代地理学家徐松当湖南学政，要求生员（秀才)购买自己刻印的书籍，结果受到革职处分，一生清白付之东流。为防官员陷入“雅贿”怪圈，清朝明令禁止官员进古玩店。《苌楚斋五笔》云，咸丰年间某侍郎偶至琉璃厂古玩铺闲逛，即被处罚。某三品官被友人拉到琉璃厂游览，也遭御史弹劾而丢官……

    没有规矩何成方圆？世上万物都有规矩。火车不受轨道约束就会颠覆，飞机脱离规定航线就会酿成空难！为官者不受法纪约束后患无穷，诚如英国历史学家吉本说：“不在宪法规定的自由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腐败!”

    历史是一面镜子。国家要长治久安，社会要风清气正，必须人人讲规矩、守纪律，官员更应做守规矩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