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焰

　　公元617年，贵族李渊利用隋末民众起义给予隋朝统治集团致命打击的有利形势，率兵攻占长安。次年炀帝死，李渊废代王杨侑自立为帝，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定都长安。

　　李渊称帝之初，一切制度多承隋朝旧制。至统一全国的战事结束后，才逐渐进行改革。其中，货币制度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原因：一、五铢币制创自西汉，经过七百余年的运行，由盛及衰，至隋末已败坏之极；二、魏晋南北朝四个世纪的币制多元化，不仅表现为钱帛并行，也包括各种铜铸币的多元探索。这便为唐朝新币制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三、自古以来，王朝更替后进行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历代奉行不变的传统，何况唐室一向以正统自居，若不铸钱，无以示威德。李渊定鼎之际实施典制改革正契合了这一传统。

　　武德四年(621年)七月，朝廷宣布废止隋五铢，发行新钱“开元通宝”。新钱面、背肉好，郭整，钱径2.5厘米，穿径0.7厘米，郭宽0.2厘米，重约4克(图1、2)。钱文由大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并书，体作八分书，清丽遒劲，独步古今。当时在洛(今河南省洛阳市)、并(今山西省太原市)、幽(今北京市)、益(今四川省成都)诸州置监铸钱，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各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五年五月，又于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设桂州监铸钱。

　　唐代以前，我国铜钱铸造的成色是没有标准的。汉代还盛行“即山铸钱”的办法，即用矿山开采的原铜来铸钱；到了唐朝，对于铜钱的成色开始规定一定的制度，如天宝年间规定铜钱的成分是：铜83.32、白蜡14.56、黑锡2.12，这是铸钱制度上的一个明显进步。当时，全国共置九十九炉铸钱，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每年铸钱额达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统一的开元通宝钱的大量铸造与流通，反映唐代货币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这从许多古遗址或墓葬中钱币出土情形可获得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实物的出土明显偏少，可是唐代的遗址和墓葬中开元钱的出土是普遍而常见的现象了，而且不乏大量钱币贮藏或作为陪葬品的情形。河北邯郸峰矿区发现一陶缸古钱贮藏，重约83公斤，除汉五铢钱及少数南北朝钱币外，绝大多数是开元通宝，约达18000余枚；北京南郊养鸡厂曾发现一座五代时辽墓，在大量的殉葬钱币中，较完整的铜钱约有73900枚，其中最多的是开元通宝。同时，开元钱的流通范围也扩大了，如在我国新疆各地的唐代遗址中，也几乎是“俯拾即是”。

　　早唐时期“开元”钱的“开”字间架匀称，疏密有致；“元”字首划为一短横；“通”字的“辶”前三笔各不相连，呈三撇状(图1)。中唐时期“开元”钱的“元”字首划为一长横；“通”字的“辶”前三笔呈似连非连的顿折状，进而又演变为连续的拐折状(图2)。另外，“开元”钱的“元”字第二划还有无挑(图1)、左挑(图2)、右挑(图3)和双挑(图4)的特点，这种区别的目的在于用以计时。初唐时期元字不挑，稍后出现左挑，这些都是出自武德年间的。之后又出现右挑，应该是贞观及其以后时期的。至于双挑的，数量很少，可能是高宗时的纪念币，诸如平高丽，平突厥，封泰山等大事后，铸钱封赏之用。

　　很多“开元”钱的钱背上均有月文(图4、5)。关于月痕开元的始铸造年代，在古文献方面检索到以下说法。《唐会要》卷八九引郑虔《会粹》云：“自文德皇后后掐一甲迹，故钱上有掐纹。”此说殆不可信，早被大量考古材料所否定。吴曾能《改齐漫录》云：“世传青琐集杨妃别传以为，开元钱乃明皇所铸，上有甲迹乃杨妃掐迹。”依《旧唐书·杨贵妃传》，杨玉环于开元二十四年进宫，“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礼遇如惠妃……天宝初，进册贵妃”。杨贵妃进宫、册封的年代与世传青琐集之语大致耦合，但此说未得到正史方面的印证。也有人说是模仿伊斯兰教的标识，但武德二年造钱时，伊斯兰教还未传入中国，此后三年才逐渐进入大唐，至贞观二年其影响才逐渐扩大，开元创制时，何能影响中国。

　　其实，背文的起源可谓与钱是一同开始的，殷周的刀布已经开始用背文，而且极为复杂。至于月文的出现，最早间于汉代的四铢半两，其形状是新月的写真，而后五铢钱也见之，三国两晋的钱上，也发现过阴刻的月形图案。其所以采用新月花纹的用意，钱币学家认为是对圆满丰足生活的一种期盼。

　　再说中唐以后出现的年号钱，是将年号作为币名，来显扬帝王天威。那么，开元通宝尚不属于年号钱。那为何称为“开元通宝”呢？学界存在着两种说法。

　　一说，所谓“开”者，乃开启、开拓之意。“元”者，易经上本有“元者始也”，“元者善也”的古训，为人所尽知。“开元”意为“开创安定富裕的美好生活”。“通宝”也是当时流行的术语。称“钱”为“宝”，始于左传。晋时也有人说过“钱，国之大宝”。因此“通宝”也有“通济溥益的实货”之意。

　　还有一说：即开元通宝的命名，与南北朝时期以至隋唐之际盛行的道教文化有很大干系。先说“开元”二字。南北朝时期成书的道教经典有《太上老君开天经》。按照道教教义，远古创世纪经历了诸劫，凡五个劫号，其中便有“开皇”。开者，开劫度人之意。北朝道教经典又有《度人经》，专讲道教诸位尊神开劫度人之理。元者，道经讲“洪元”，为道教创世纪的第一大世纪，洪元经万劫又有混元。《云笈七签》卷三说：“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即“混动太无元，赤混太无元，冥寂玄通元”。“开元”二字合释则有开劫创始超度众生的寓意。“通宝”二字，道藏有洞真诸经，通、洞在道藏中互用，洞即通，真即宝。“洞真”谓通向真仙之道，此亦通宝一语暗含影射之意。故“开元通宝”制词，除显性意义外，尚有隐性意义层面存在。不管是哪种解释，其用意不外是为了迎合高祖心理，既能借此让其崇道盛举，沟通与道教诸神君的感应，得以长生久视，长治久安。

　　武德初年，“开元”钱铸造的数量不多，市场中通货不足，交易仍须用布帛。朝廷似乎对隋末通货膨胀的影响心存畏惧，无论市场中如何迫切需要钱币，都极为慎重，不增加发行，反而鼓励以物换物。当时一斗米只需三文钱，百姓零用实在不方便。同时唐朝国际贸易空前发达，钱币大量流向国际市场，更加使得国内交易大为不足。由于种种原因，私造盗铸便开始盛行。虽然私钱比较薄小，但材质做工均为上等，所以有些地区便把它当辅币使用。以两枚或三枚当一枚管钱使用，解决了零用的问题。商业发达的地方甚至与管钱等价使用，以救济货币短缺的困难。私钱能够在市场上发挥良好的作用，与管钱并行而不相害，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也正是贞观永徽之治的最佳成就。

　　开元通宝币文的创制，使铜币脱离了半两和五铢币制标重的钱名，而成为以通宝命名的铸币体制。其实，通宝命名并未绝对脱离量名，之所以不再冠以标重名称，有两个原因：一是五铢通行七百余年，其标准化币制已深入人心，方孔圆钱的标准重量，已约定俗成，低于4克左右，即为减重劣钱，对无数次货币减重和恢复标准重量的做法，人们记忆犹新，因此新的币制完全无必要再冠以法定重量的名称。二是通宝币制实际上是规定成分和法定重量的，即二铢四絫，后来由此形成一钱重量(十钱一两的十进位制于是产生，唐代以前的重量计数均以二十四铢为一两)。这样不言而喻，一枚通宝即一钱重量。

　　总之，通宝此名一改，遂开创了中国铜币制度上的一代新制，它把行使了七百多年以重量“五铢”为钱文的“铢两”制，改为以“宝”字为核心的“宝钱”制，并沿袭了一千三百多年不变，直到民国后才逐渐淘汰，在铜币三大币制中是历时最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