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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是继匈奴、柔然、突厥、回鹘各游牧民族政权之后，在我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又一游牧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其统治范围与时间，其政权建设的完备与巩固，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等，远远超过了前者。“辽能够统治中国北方200余年，其治国方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专家如是说。

　　有效统治 政治上“一元两制”

　　辽代统治的一大特点是官分南北、蕃汉分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是契丹统治者出于加强统治的政治需要，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情况，不断调整统治政策的结果。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德忠告诉记者，辽代“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在契丹族部落联盟的末期就已经具备了雏形。如与契丹族“同族异类”的奚族在被耶律阿保机征服后，尽管被列为契丹部族之一，却仍然沿袭奚族历史上奚王的设置，由奚王府统领奚族部众。

　　耶律阿保机时期，在契丹族游牧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汉族农民，他们或在契丹族与中原的战争中被俘获而来，或因躲避河北地区的战乱而主动投附契丹。深谙农业经济实惠的耶律阿保机没有让汉族农民放弃他们赖以为生的农耕或手工制作长技，在天复二年，下令在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之南修筑城池，安置所获“生口（指俘虏）”。

　　随着契丹在对外掠夺战争中所获人口日益增多，尤其是汉族、渤海人口的大量增加，仍然以修筑汉城的安置方式已经不行了，于是，辽开始以设置州县的方式进行安置。

　　这些州县有的是在汉唐曾经设治的地方设置的，而大多数则是在契丹内地“上京道”境内（辖境包括今天的内蒙古东部、蒙古国全境、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设置的。如临潢府（上京道的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南）所属的临潢、潞县是耶律阿保机为掠获的幽、蓟汉族人口设置的；长泰县（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八郎 乡）则是在耶律阿保机东征渤海时，攻克长平县后迁其民于此而设置的；定霸、保和二县虽是统和八年（990年）设置的，但这里的汉族和渤海人口都是在耶律阿保机时期迁来的。

　　辽获“燕云十六州”后，为管理大量的汉民，辽太宗制定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办法，在辽朝的中央统治机构中分别设置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套系统。北面官主要是管理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主要是管理汉人、渤海人的事务。

　　北面官的最高机构是北枢密院，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

　　南面官的最高机构是南枢密院，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

　　北、南两院虽然并列，实际上，主要的权力机构是北枢密院。

　　北面官制与南面官制的区别，主要在于北面部落以下和南面州、县以下官属的不同。至于南北两班朝官，称号固然有异，其职掌则多相同。

　　辽的南面官制大抵沿袭唐制，后来又兼采宋制而略有变通。中央亦有三省、六部、台、寺、院、监、诸卫、东宫之官。只是中书省初名政事省，中书令为政事令，中书舍人为政事舍人。

　　此外，特设汉人行宫都部署院及十二宫南面行宫都部署司，是汉人参加契丹本部组织的机构。地方官也仿唐宋之制，设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统军、招讨等使，以及刺史、县令等官。因为是杂采几朝的制度，所以官号不免有些紊乱。

　　南面官不全是汉人，契丹人做南面官的也不少，并且也穿戴汉人衣冠。

　　辽国选派契丹大臣分任南京留守和西京留守，对当地的汉官起监督作用。南京留守通常由皇弟或皇叔充任，镇抚幽燕二州，虽以“备宋”为名，实亦寓有预防汉官不测之意。可见，南北两套官制是通过一定环节联结起来，统一到中央。

　　此外，辽还酌情采用了渤海的旧制。例如，渤海设中台省，辽也设中台省；渤海分建五京，辽也分建五京。

　　对于辽的这一套双轨制的或二元化的统治机构，辽宁社会科学院辽金史研究室主任郑毅认为，这与辽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随着辽统治的领土越来越大，辽政权彻底汉化，接着走拓跋北魏的道路已成为不可能。辽统治者不得不更加重视对草原游牧民族的控制和管理。这样，在辽内部，草原地区和农耕地区大体保持平衡。这一重要的治国政策，是保证辽朝200多年统治的重要原因。

　　这样，在辽内部就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与地方“因俗而治”共存的“一元两制”的政治体制，不但实现了辽皇帝集权政治的现实需要，又顺应了辽境内各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政治要求，改变了以往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不是迅速汉化，就是因为无法适应农耕文化而被迫退出的窘境。

　　在中国历史上，辽的统治者首次实现了中原农耕地区与草原游牧地区的高度融合。

　　追求进步 文化上“学唐比宋”

　　辽代前期，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利用多于接受，即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民而不得不宣扬儒学。

　　《旧五代史·契丹传》中所载“阿保机善汉语”，但却对人说：“我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 ”在这一态度影响下，辽代境内儒学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仅局限于燕云汉民居住地区，不过这种情况到辽代中期就有了极大改变。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顾宏义告诉记者，辽圣宗于983年即位，随即通过整治官吏，改革劣政，宽赋减税，稳定了政局，基本消除了辽世宗、穆宗和景宗时期契丹贵族篡位叛乱不绝的局面。同时，在境内进行封建化改革，使其更为注重对汉文化的吸收。

　　1004年底，辽、宋间订立了“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宋之间数十年的战争，使辽代社会经济大为发展，加快了辽代封建化的进程。

　　在和平环境中，随着辽、宋双方外交使节往来和民间交往的增加，辽代朝野逐渐形成一种“学唐比宋 （学习唐朝、比美宋朝）”的风气。学唐的目的在于比宋、超宋，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中原文化思想等，如辽圣宗曾“诏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止”，以促进契丹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其结果是契丹社会在进行封建化的同时，全面接受汉文化，并在契丹社会上形成尚文崇儒的一代风尚。

　　辽在统和年间，颁行《五经》，兴建学校，开设贡举，选举官吏。由此进入儒学广为传播、学校教育制度全面建立的发展时期。辽国在南京之外，上京、中京、东京和西京也都设立了国子学，设博士、助教等教职，成为诸道之最高学府，各地州县也大多设有学校。

　　辽采用以儒学思想为内容的科举考试来选举官吏的方法，“初每年放进士，但名额不过二三人”。 “澶渊之盟”后，双方使节来往增多，辽为避免在外交活动中鄙陋无文，扩大了科举范围，使进士及第人数激增，至每年数十人，多者达百余人。

　　辽圣宗以后，尤其到辽道宗、天祚帝时，辽廷中的汉人重要官僚，如南枢密院、中书省的长官及其属员，大都为进士出身。

　　始于辽圣宗的 “学唐比宋”，大大促进了契丹各民族的融合，缩小了北方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

　　契丹人逐渐以中华正统自居，辽圣宗曾作《传国宝》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鹿，此宝归北方。 ”辽道宗更认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

　　为了统治，辽实行了“一元两制”，被称为最早的“一国两制”；为了稳定，辽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 1000多年前，懂得如此治理国家，确实是个智慧的民族。有人把这归结于“契丹的女人聪明”:你看，那个萧太后多厉害。可是，辽代的强盛与萧太后有关系吗？请继续关注“找寻辽河流域那个消失的民族”。

　　□文/本报记者/王云峰/王岩頔 摄／本报记者／宋 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