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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唐朝的开放度应该说是够大的了。且不说有多少外国人来长安谋生，也不说有多少外国人到长安定居，单是被朝廷录为政府官员的异域学者就不在少数。有关资料显示，在这些“入仕于朝”的“四夷之人”中，五品以上的就有百余人。如，左丞相姜公辅是越南人，河西节度使高仙芝来自高丽，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哥舒翰是突厥人，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晁衡（阿倍仲麻吕）来自日本，左威卫将军卑路斯是波斯人，乾符元年进士及第并被授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等职的崔致远来自新罗，大中元年进士及第后被钦点为翰林学士的李彦升则是阿拉伯商人之子。那时的长安，繁华富庶，充满自信，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和任用境外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和文化交流中心。

    早在李彦升侨居中国之前的公元八世纪，与唐朝处在同一时代坐标上的阿拉伯帝国，这时也已走上鼎盛时期，执政的阿拔斯王朝在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积极引进外籍人才方面的壮举，堪与唐朝比肩。这一时期，阿拉伯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大都借鉴了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成果。特别是第七任哈里发麦蒙领导创建并主持的学术机构“智慧宫”，更是赫赫有名。

    智慧宫集图书管理、典籍翻译、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功能于一体，实际上就是一所具有综合学术研究功能的高等学府，或者说是国家智库和育才基地。进入智慧宫的学者，有阿拉伯人，也有非阿拉伯人；有伊斯兰教徒，也有非伊斯兰教徒。麦蒙对知识和人才的渴求热情几近痴迷，恨不能让天下智者与智慧尽入彀中。他所派遣的搜罗知识典籍和人才的使者，奔走于四面八方，足迹遍及拜占庭、波斯、印度等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遗余力地广泛“引智”。为了引进科技人才、奖励智力成果，麦蒙曾提出“用与书本等重的黄金作稿酬”，以至国家财力几乎难以支持。要知道，那时书本用的是仿羊皮纸，重量约为现今纸张的两倍，难怪西方学者为之咂舌。这一奖掖举措，同我国战国时期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的美谈好有一比，所产生的人才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难以估量。

    借用《阿拉伯的智慧》一书的话说，麦蒙哈里发气度恢宏，广求各方人才，不问宗教信仰，也不计来自什么民族，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被罗致到巴格达，给予优厚待遇，允许自由研讨。一时间，智慧宫成为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中心，成为荟萃东西方文化精英的大本营。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我国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秦国的招贤馆以及宋代兴起的书院，约略比照，它们在兼收并蓄、学术宽容方面确有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