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乃明清传奇压卷之作，孔尚任穷二十余年之心力，三易其稿，孜孜矻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歌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要线索，在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的矛盾冲突中，全景式展现出南明小朝廷“瞬息兴亡过眼”的历史画卷。如今，南京夫子庙前的秦淮河南岸钞库街有一座青瓦红檐、古色古香的花园小楼，传为李香君寓所“媚香楼”旧址，栖霞山半山腰有一座“桃花扇亭”，乃是李香君和侯方域久别重逢之地。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桃花扇》终于脱稿，名噪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就连康熙皇帝都惊动了，连夜索要一本去看，看后觉得很不爽，次年就随便找个理由把孔尚任打发回老家了事（《桃花扇本末》）。

    《桃花扇》巧妙地将沉痛的历史背景与离奇的爱情悲欢交织在一起，感情浓烈，情节曲折，文采斐然，虽触怒了统治阶级，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金埴：《巾箱说》）。

    在艺术构思上，孔尚任在力求遵守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借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恨纠葛，描绘弘光小王朝的兴亡之迹。侯、李的艳遇，本是明末文人的一件风流韵事，又是复社和阉党余孽斗争的一个小插曲。孔尚任以此事作为全剧的开端，从一开始便将儿女之情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以桃花扇为线索，让侯、李的一叶爱情之舟出没于南明王朝风云起伏的政治风波里，“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在凡例中，孔尚任反复强调“排场有起伏转折”，既要“独辟境界”，出人意料而不陈陈相因，“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还要做到“脉络联贯”，紧凑而不可“东拽西牵”，“入口成歌，而词必新警”，同时不落俗套，“脱去离合悲欢之熟径”。在他看来，“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洽一处……而观者必使生旦同堂拜舞，乃为团圆，何其小家子样也”。孔尚任反对中国古典戏曲这种才子佳人同堂拜舞的“大团圆”俗套，在剧情安排上，他突破此前所有爱情剧男女主人公大团圆的结局模式，虚构了“入道”一出，用侯、李二人的爱情悲剧，宣告了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终结；用一对情侣的爱情牺牲，来点染家国兴衰的完整感与现实性——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

    国家已然灭亡，儿女情长又有何用，破镜重圆的喜悦不可能取代国破家亡的痛彻心扉。李香君和侯方域面对一片残破江山，终于割断“花月情根”，分头“修真学道”去也。向来好花枝不照丽人眠，两个小人物的爱恨情仇，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简直脆弱得不值一提。桃花扇上点点热血，换来的是冰凉春光，雪亮的红尘终究黯淡了下去，只有敲一声拍板温而厉，在结尾“余韵”一出，由苏昆生唱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无尽喟叹。

    “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这不仅是回光返照的南明王朝的一曲挽歌，更唱出了封建末世“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时代哀音！“《桃花扇》曲完矣，《桃花扇》意不尽也。思其意者，一日以至千万年，不能仿佛其妙”。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作为山东人的孔尚任不擅昆曲音律，不精于戏曲排场，故《桃花扇》不能如《牡丹亭》《长生殿》那样不断搬演，留下许多经典折子戏。其实，无论从主题、结构、排场、编剧技巧，还是唱词和音律，孔尚任亦为行家里手。《桃花扇》甫一面世，盛况空前，“岁无虚日”，何以后来绝迹于舞台？只是由于康乾时期文网日密，这样一部抒家国之痛、招民族之魂的历史戏，自然难逃厄运，只在乾隆五十七年成书的《纳书楹曲谱》中留下了“访翠”“寄扇”“题画”三出折子戏的曲谱。民国时期，吴梅、王季烈等曾对《桃花扇》的曲谱予以校订和新创，欧阳予倩曾将《桃花扇》改编为京剧、桂剧和话剧，1963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王丹凤饰李香君，冯喆饰侯朝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方昆曲剧院和江苏省昆剧院分别在北京广和剧场和南京人民剧场上演了《桃花扇》的昆曲现代改编本。

    2006年3月17日，由江苏省演艺集团联合中日韩三国艺术家合力打造的青春版昆剧《1699·桃花扇》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单雯饰李香君，施夏明饰侯方域），将原剧44出浓缩为相识、完婚、哭主、分离、寻觅、重逢六出，真实完整地再现出《桃花扇》深沉浑厚的历史意蕴——把个人爱情之花开在民族复兴这棵常青树上。

    黄敏学（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