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5年，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在城内着手修建皇宫。1634年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盛京。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盛京改为留都。乾隆八年（1743）七月初八日，乾隆帝从京师畅春园启驾东巡，前往盛京。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恭谒永陵、福陵、昭陵祭祖，驻跸盛京。十月初一日，御制《盛京赋》。次日回銮。

　　乾隆帝这篇以留都为题材的三四千字大赋，既陈述此次恭谒祖陵的宗旨、感受与经过，更写出盛京的山川形胜，地域广阔，物产丰饶，又追怀开国时期文武功臣，再由彰显军威的围猎，延及耕桑农事，国富民殷，宫室富丽，内容十分繁富，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献价值。当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有些句子袭用前人辞赋名篇，堆砌、凑泊、杂沓、繁琐，而且使用一些僻字，晦涩难懂。应该说，这也是赋这一文体的先天不足。

　　在文学史上，《盛京赋》创造了“三个唯一”。

　　一是在历代帝王中，可能乾隆是唯一留下大赋作品的。历代帝王中雅擅诗古文辞的数不在少，但写赋者寥寥无几；而作赋的人群中，除了大批的文人学士，公侯将相、帝子王孙也有很多，但皇帝作京都大赋的，大约只有乾隆一人。当然，也不能排除由文臣捉刀代笔的可能。

　　二是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赋，乾隆是唯一的。不用说都城赋了，即使描写塞外山川风物的，在历代文人中也十分罕见。大概只有张升的《医巫闾山赋》和吴兆骞的《长白山赋》，仅此而已。

　　三是历代京都赋中，较早流传海外并产生影响的，可能就是《盛京赋》了。《盛京赋》乾隆八年问世，乾隆十三年于武英殿刻三十二体篆文印制。到了乾隆三十五年（1770），法国汉学家德经教授，以长诗形式，在巴黎出版了《盛京赋》。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看到之后，兴奋异常。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说：“我很爱乾隆的诗，柔美与慈和到处表现出来。我禁不住追问：像乾隆这样忙的人，统治着那么大的帝国，如何还有时间来写诗呢？”他当即写了一首诗《致中国皇帝》，说“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不过，他如此热情的颂赞，乾隆皇帝却根本没有见到。伏尔泰无奈之下，便在致瑞典国王的书简中道出了心中怅惘：“我曾投书中国皇帝，但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回声。”他还把这封书简寄送给所有与他保持联系的外国王室、贵族朋友。这位思想家固然由于地域的隔绝，对中国帝制与皇帝产生了误读，但不容置疑的是，他的景仰与向往，确是发自内心的。

　　赋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体之一，美学价值不容忽视。其修辞技巧、表现方法、结构形式，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拓展了一方新的天地。俪白妃黄，摛文铺采，使事用典，配韵调声，表现出对艺术形式美的多方面追求。对偶带来视觉之美，叶韵带来听觉之美，用典带来含蓄之美，藻饰带来和谐之美。

　　其实，正如王国维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种文体都有其发生、发展、兴盛与衰颓的历程。近年，国内掀起一阵作赋热潮，“名城赋”之类的作品经常载诸报端。但实事求是地说，除了部分具备赋体特征、文学性较强外，许多作品有其名而无其实。有些敷衍成篇，无非像那类既不合乎格律又缺乏文采的所谓“传统诗”，是不具备传诵价值的。王充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