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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家公务员可谓体面,生活起居作息的环境和条件比较好,待遇也相当稳定和优厚。难怪当代大学生对国家招录公务员趋之若鹜,以致形成“公考族”与“公考热”。近两年来,全国自上而下整风肃纪,力纠“四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及庸散懒慢贪等不正之风受到穷追猛打,一些人又开始抱怨公务员不好当了。那么,古代“公务员”的状况又如何呢? 近读史书发现,其实,古代的“公务员”考勤也是蛮严格的,“治庸”也是颇过硬的,古代“公务员”不好当啊。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发达的一个朝代,唐朝朝廷拥有一大帮人为皇帝和国家效力,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机关公务员。那么,唐朝的国家机关公务员是怎么上班?怎么工作的呢?
每天上班前看天气,是很多人的习惯,夏天雨多,更是要注意,可是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唐都长安,就比较难办了。下小雨当然很有诗意,但是雨下大了也是很麻烦甚至要命的事情。
贞元二年(786年)夏某天,下了一场大暴雨。长安街道上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崔纵去上班,结果在崇义里西门这个地方,被水所困,之后在水中漂浮了几十步远,街道两边店铺里的伙计们看到后,呼叫着相继进到水中救他,才使他免遭一死。但是其他人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这一天长安溺死了好多人。
唐代时,官员在苦寒、雨雪、酷暑时均会享受到不上班的待遇。其中尤以雨雪造成泥雨放朝的情况最多,这与长安纯为泥土大道有关。因为若逢雨雪,土道经行人车马践踏,行走会极为不便。白居易写过一首《和韩侍郎苦雨》,就说到了这种情况。韩侍郎就是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秋雨下后,朝廷已经发布了放朝的消息,而韩愈没有听到,仍然照常赶赴早朝,走到半路才知情,无奈踏泥而归,那时放朝的消息是通过内廷的鼓声传达给散居长安各街坊的官员的!长安那么大,难免有人会听不到,如果像今天有事打个电话就方便多了。
政府也曾考虑过解决雨天道路难行的问题,在唐代诗文中屡见的“沙堤”就是为了官员上朝方便所铺设。它又叫“沙路”、“沙道”、“堤沙”等。修沙堤的沙,多取自泸河。天宝三年(744年),时任京兆尹的萧炅首先提到这个建议。他在上疏中称应在长安郭内南北、东西各三条与城门相通的、直至大明宫的交通要道上,将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实,然后再铺上细沙。萧炅本人是天宝年间奸相李林甫的狗腿子,但是他铺设的沙堤却堪称长安道路建设中造福士庶的一件大善事。所以许多人尽管鄙夷他的为人,但在这一点上还是肯定他的作为。因为“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对习惯了行路苦的长安人来说,走在上面的确感觉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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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关中,尤其京师周边地区灌溉设施修建及管理大大增强,冬小麦产量迅速增加。长安城里,人们开始流行吃面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饼的种类和加热手段,可以说在唐长安城基本上也都全部出现了。所以在某些层面,我们今天吃的早餐,和唐代长安百姓所吃的,也差不到哪里去!比如煎饼,在当时就很流行。有记载说,元和十二年(817年)宣阳坊户部吏员家的夜宵就是喷香的煎饼。
在安邑坊的巷口,每天一大清早,就有卖饼的人在那里吆喝。元和十年(815年),刑部侍郎刘伯刍住在这个坊里,他看见那人可怜,给他许多钱做本,每天早晨上班时,都会顺路吃饼。
天宝九年(750年)六月左右,在升平坊的北门内侧,有一间门面房,挂着帘子,里面住着一位卖饼的胡人。他每天拂晓,就点起炉灶。那一会儿在他门外的路边,已经挤满了等待击响晓鼓、打开坊门准备出去上班办事的人们。这些人纷纷来到他这里买早点。同样在春明门附近,大和(827—835)初年也有一家在晓鼓敲响前的清晨卖早餐的店铺,生意照样很是红火。大历十二年(777年)的一天早上,上书左仆射刘晏起来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又着急上朝点卯(点名,如同今天公务员上班时的签到),恰巧在路上看到有卖蒸胡饼的,就买了捧着大嚼起来,边走边还给同路人赞叹:“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还有一天清早,一个新科进士在住所的巷口买糕,这时适逢几个吏员路过,他就赶紧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并说相请不如偶遇,爽快地请几位可能会成为同事的人吃了早点。
在长安城里,既能看到大街小巷的饭店,也有小贩把饼装在小车上推着边走边卖的,可以说非常方便。宣平坊的一位老人和贺知章住对门,贺知章感觉他道行很深,就和妻子拿了一颗明珠去向他请教,结果老人转手就给了隔壁的小孩子,让替他换了三十多个胡饼。有些人买的饼吃不完了,到处胡塞。西市一个商人家养的狗,就是因为过多吃了行路人扔下的饼,差点噎了个半死!一些饼店还经营旅馆,尤其开设在权贵宅第附近的饼店,因为奔走者众多,一人要出到一千钱的高价才能住下。这些都是见于历史记载的。
不过对于那些被允许能经常参见皇帝的官员,早朝完毕后,朝廷还会管他们一顿早饭,吃饭时也得守规矩,行为稍有不检点,就会被参劾,遭到处分,看来这碗饭也不好吃。午后下班,吃饭就在自家,或者和朋友们聚餐娱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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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官署里,共有内官2600多人,他们又分为常参官和非常参官。常参官就是每天必须面见皇帝的职事官。一般在五品左右才有资格。人数大约有近千人。官街鼓一般会在当天的早上五点左右响起,而散居长安各处的官员们当天会起的更早。因为如果迟到或无故不到,一月白干不说,乌纱帽可能都会玩完。早朝一般在六点半至八点半举行,之后官员们会到各自岗位办公,处理完相关公务,下午三时多就会下班,在沿路商贾百姓们的注视里回到自己的家中。非常参官们不必日日早朝,相对就显得清闲些。
细算一下,唐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和今天相似。有学者考证,今天关中许多农村,人们在劳作之余,早上九点吃早饭,下午两三点吃午饭,很可能就是唐朝遗留下来的作息习惯。
当然这些官署也不能一走而空,每天下白班直到晚上通宵都要留人值班,这和我们今天许多单位的做法类似。皇帝白天和朝臣所拟定的军国大事,许多要在晚上列出相应文件,所以一些重要部门的夜班就更为重要。如同今天机关公务员夜晚加班赶材料一样,要熬夜,要值夜班。
夜班可轮流换值,一些官员值夜班与否以及值多长时间可视官阶及公事要紧程度而定。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有姓苏的父子二人同在中枢为官,因此常常同值夜班,儿子后来上疏请放自己出外为官,皇帝惜才,没有批准。
值夜班的官员,白天已上了一整天班,通宵之后,还要继续上白班。有的甚至接连上多个夜班,连轴转非常辛苦,常常就有“过劳死”的!
上夜班如果有两三个人陪伴,自然不会寂寞,如果一个人,就显得孤单冷清。所以没事时,官员们就靠作诗打发,或将诗稿送往其他有人值夜班的官署,唐诗中有很多这样的应和酬答之作,朝廷对这些官员自然也有优待,发给他们枕被以供睡眠,还根据时令的不同赐衣赐食。
当然如果家中有事,夜班也可请人代值。开元二十年(732年)九月二十日,某部门轮到一个叫梁升卿的人上夜班了,可是第二天恰逢他父亲忌日,就想让同事元彦冲代自己上。元彦冲正和朋友聚会喝酒,不愿意去。梁升卿只好将具体情况写个条子,恳求其代劳,自己就回家了。结果元彦冲喝醉,没有按时到岗,宦官又正好拿着皇帝的命令来问事,发现衙门里没人,回去一禀报,唐玄宗很是生气,随即将元彦冲贬到郐州任刺史,梁升卿贬到莫州任刺史,这俩人都为自己的玩忽职守付出了代价。可见唐朝的国家“公务员”纪律还是蛮严格的。
官员“治庸”,不独为当下的“热词”。古代“庸官”比比皆是,于是历代王朝都重视“治庸”,尽管多数乏善可陈,但有时也能让我们眼睛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