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代国家公务员可谓体面，生活起居作息的环境和条件比较好，待遇也相当稳定和优厚。难怪当代大学生对国家招录公务员趋之若鹜，以致形成“公考族”与“公考热”。近两年来，全国自上而下整风肃纪，力纠“四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及庸散懒慢贪等不正之风受到穷追猛打，一些人又开始抱怨公务员不好当了。那么，古代“公务员”的状况又如何呢？ 近读史书发现，其实，古代的“公务员”考勤也是蛮严格的，“治庸”也是颇过硬的，古代“公务员”不好当啊。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发达的一个朝代，唐朝朝廷拥有一大帮人为皇帝和国家效力，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机关公务员。那么，唐朝的国家机关公务员是怎么上班？怎么工作的呢？

    每天上班前看天气，是很多人的习惯，夏天雨多，更是要注意，可是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唐都长安，就比较难办了。下小雨当然很有诗意，但是雨下大了也是很麻烦甚至要命的事情。

    贞元二年（786年）夏某天，下了一场大暴雨。长安街道上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崔纵去上班，结果在崇义里西门这个地方，被水所困，之后在水中漂浮了几十步远，街道两边店铺里的伙计们看到后，呼叫着相继进到水中救他，才使他免遭一死。但是其他人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这一天长安溺死了好多人。

    唐代时，官员在苦寒、雨雪、酷暑时均会享受到不上班的待遇。其中尤以雨雪造成泥雨放朝的情况最多，这与长安纯为泥土大道有关。因为若逢雨雪，土道经行人车马践踏，行走会极为不便。白居易写过一首《和韩侍郎苦雨》，就说到了这种情况。韩侍郎就是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秋雨下后，朝廷已经发布了放朝的消息，而韩愈没有听到，仍然照常赶赴早朝，走到半路才知情，无奈踏泥而归，那时放朝的消息是通过内廷的鼓声传达给散居长安各街坊的官员的！长安那么大，难免有人会听不到，如果像今天有事打个电话就方便多了。

    政府也曾考虑过解决雨天道路难行的问题，在唐代诗文中屡见的“沙堤”就是为了官员上朝方便所铺设。它又叫“沙路”、“沙道”、“堤沙”等。修沙堤的沙，多取自泸河。天宝三年（744年），时任京兆尹的萧炅首先提到这个建议。他在上疏中称应在长安郭内南北、东西各三条与城门相通的、直至大明宫的交通要道上，将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实，然后再铺上细沙。萧炅本人是天宝年间奸相李林甫的狗腿子，但是他铺设的沙堤却堪称长安道路建设中造福士庶的一件大善事。所以许多人尽管鄙夷他的为人，但在这一点上还是肯定他的作为。因为“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对习惯了行路苦的长安人来说，走在上面的确感觉很舒服！

    （2）

    在唐朝关中，尤其京师周边地区灌溉设施修建及管理大大增强，冬小麦产量迅速增加。长安城里，人们开始流行吃面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饼的种类和加热手段，可以说在唐长安城基本上也都全部出现了。所以在某些层面，我们今天吃的早餐，和唐代长安百姓所吃的，也差不到哪里去！比如煎饼，在当时就很流行。有记载说，元和十二年（817年）宣阳坊户部吏员家的夜宵就是喷香的煎饼。

    在安邑坊的巷口，每天一大清早，就有卖饼的人在那里吆喝。元和十年（815年），刑部侍郎刘伯刍住在这个坊里，他看见那人可怜，给他许多钱做本，每天早晨上班时，都会顺路吃饼。

    天宝九年（750年）六月左右，在升平坊的北门内侧，有一间门面房，挂着帘子，里面住着一位卖饼的胡人。他每天拂晓，就点起炉灶。那一会儿在他门外的路边，已经挤满了等待击响晓鼓、打开坊门准备出去上班办事的人们。这些人纷纷来到他这里买早点。同样在春明门附近，大和（827—835）初年也有一家在晓鼓敲响前的清晨卖早餐的店铺，生意照样很是红火。大历十二年（777年）的一天早上，上书左仆射刘晏起来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又着急上朝点卯（点名，如同今天公务员上班时的签到），恰巧在路上看到有卖蒸胡饼的，就买了捧着大嚼起来，边走边还给同路人赞叹：“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还有一天清早，一个新科进士在住所的巷口买糕，这时适逢几个吏员路过，他就赶紧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并说相请不如偶遇，爽快地请几位可能会成为同事的人吃了早点。

    在长安城里，既能看到大街小巷的饭店，也有小贩把饼装在小车上推着边走边卖的，可以说非常方便。宣平坊的一位老人和贺知章住对门，贺知章感觉他道行很深，就和妻子拿了一颗明珠去向他请教，结果老人转手就给了隔壁的小孩子，让替他换了三十多个胡饼。有些人买的饼吃不完了，到处胡塞。西市一个商人家养的狗，就是因为过多吃了行路人扔下的饼，差点噎了个半死！一些饼店还经营旅馆，尤其开设在权贵宅第附近的饼店，因为奔走者众多，一人要出到一千钱的高价才能住下。这些都是见于历史记载的。

    不过对于那些被允许能经常参见皇帝的官员，早朝完毕后，朝廷还会管他们一顿早饭，吃饭时也得守规矩，行为稍有不检点，就会被参劾，遭到处分，看来这碗饭也不好吃。午后下班，吃饭就在自家，或者和朋友们聚餐娱乐了。

    （3）

    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官署里，共有内官2600多人，他们又分为常参官和非常参官。常参官就是每天必须面见皇帝的职事官。一般在五品左右才有资格。人数大约有近千人。官街鼓一般会在当天的早上五点左右响起，而散居长安各处的官员们当天会起的更早。因为如果迟到或无故不到，一月白干不说，乌纱帽可能都会玩完。早朝一般在六点半至八点半举行，之后官员们会到各自岗位办公，处理完相关公务，下午三时多就会下班，在沿路商贾百姓们的注视里回到自己的家中。非常参官们不必日日早朝，相对就显得清闲些。

    细算一下，唐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和今天相似。有学者考证，今天关中许多农村，人们在劳作之余，早上九点吃早饭，下午两三点吃午饭，很可能就是唐朝遗留下来的作息习惯。

    当然这些官署也不能一走而空，每天下白班直到晚上通宵都要留人值班，这和我们今天许多单位的做法类似。皇帝白天和朝臣所拟定的军国大事，许多要在晚上列出相应文件，所以一些重要部门的夜班就更为重要。如同今天机关公务员夜晚加班赶材料一样，要熬夜，要值夜班。

    夜班可轮流换值，一些官员值夜班与否以及值多长时间可视官阶及公事要紧程度而定。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有姓苏的父子二人同在中枢为官，因此常常同值夜班，儿子后来上疏请放自己出外为官，皇帝惜才，没有批准。

    值夜班的官员，白天已上了一整天班，通宵之后，还要继续上白班。有的甚至接连上多个夜班，连轴转非常辛苦，常常就有“过劳死”的！

    上夜班如果有两三个人陪伴，自然不会寂寞，如果一个人，就显得孤单冷清。所以没事时，官员们就靠作诗打发，或将诗稿送往其他有人值夜班的官署，唐诗中有很多这样的应和酬答之作，朝廷对这些官员自然也有优待，发给他们枕被以供睡眠，还根据时令的不同赐衣赐食。

    当然如果家中有事，夜班也可请人代值。开元二十年（732年）九月二十日，某部门轮到一个叫梁升卿的人上夜班了，可是第二天恰逢他父亲忌日，就想让同事元彦冲代自己上。元彦冲正和朋友聚会喝酒，不愿意去。梁升卿只好将具体情况写个条子，恳求其代劳，自己就回家了。结果元彦冲喝醉，没有按时到岗，宦官又正好拿着皇帝的命令来问事，发现衙门里没人，回去一禀报，唐玄宗很是生气，随即将元彦冲贬到郐州任刺史，梁升卿贬到莫州任刺史，这俩人都为自己的玩忽职守付出了代价。可见唐朝的国家“公务员”纪律还是蛮严格的。

    官员“治庸”，不独为当下的“热词”。古代“庸官”比比皆是，于是历代王朝都重视“治庸”，尽管多数乏善可陈，但有时也能让我们眼睛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