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词，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来诗词并称。史上既有评论家对诗词的风格进行了总结，“诗家苍劲古朴”，词“贵香艳清幽”，形成了“诗庄词媚”之说，这个高度概括的说法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论。

    “诗庄词媚”，所谓“诗庄”，取字面意思就是说诗歌大都庄肃严整；同样的，“词媚”就是指词相对婉约媚气。这种说法看似简单而概括，实则一语道破诗与词的风格之异。那么“诗庄词媚”之说产生的原因何在呢？这还要从诗和词的异同开始分析。

    诗和词同属古典文学中的“诗体”文学样式，这种样式还包括曲，都是随着人们的歌唱而产生的。诗歌中的《诗三百》始唱于先民，《楚辞》流传自楚人，后词从近体诗中演化出来，起源于燕乐。初期的词与诗的区别并不大，后来词便独立成体，也称“长短句”，与诗分镰并骋了。古人对词的定义说法很多，比如沈东江在《填词杂论》中说：“承诗启曲者，词也。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孙麟趾也说过：“近人作词，尚端庄者如诗，尚流利者如曲。不知词自有界限，越其界限即非词。”这些都说明了诗词的封疆和界限。

    “诗庄词媚”的风格取决于诗词的格式、用途和历史原因。近体诗发展以来，人们在写诗时，必须遵从严格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写出来的诗也就带有严格的格式和韵律。词则不然。词是音乐性的歌曲，是当时被人们传唱的流行歌曲，词牌也是多种多样，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如此看来，诗工整，词自由，格式上的差异构成了“诗庄词媚”说法的一部分。

    唐代科举取士的过程中，需要考诗赋，这也决定了作诗的严肃性。才子文人们需凭一手好的诗作来获取官位，内容上自然也不能放松要求，多是追求功业、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而落榜失意的人写诗，就是为了感慨身世，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了。曹操曾说：“歌以咏志。”诗作也确实是人们言志的一种常用手段。《尚书·尧典》中有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词一直被人们称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淫滥郑声”，它一般用于娱乐场所的助兴，依靠风尘女子来传播，多被唱作艳曲。词中的女性形象也占了很大部分，包括符号化的美女、思妇、甚至女强人等等。题材上，词以言情为主，欧阳炯《花间集序》中写：“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可见，“用助妖娆之态”的词自然不能脱离“媚”这一形容词了。有人说，“词植根于教坊歌女之口，扬声于雕栏玉砌之间，寓形于风花雪月之中。”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也解释了“诗庄词媚”这一观点。

    在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中，诗歌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从《诗经》开始，人们便强调“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等需严格遵守的戒条，孔子、荀子等儒家巨匠也阐释过“诗言志”这一中心命题。经过几千年儒家思想的洗礼，诗歌始终遵循着“经夫妻，成孝顺，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起着教化作用。相对而言，词就不受任何的限制，并没有历史的规定和局限，一直以通俗文学、娱乐大众的身份存在并流传，正如张炎《词源》云：“簸风弄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

    人们说“诗庄词媚”，这对诗词的风格来讲固然是个大方向，但历史上也存在着诗“媚”词“庄”的现象。现在我们常讲一篇文章或一句话很有诗意，便是揭示出了诗也有美的一面，也有“媚”的一面。我国的诗也存在着很多男女情爱之作，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名句。此外，诗歌自身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特性，也充分体现出诗歌的美感。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词的题材和体裁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名篇中，都体现了庞大的气势和远大的抱负，这又是词“庄”的重要体现。同样是写月，张若虚有“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苏轼却写“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同样是写愁，张继说“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李清照却吟出“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悲凉句子。

    中国的诗词作为最美的体裁传达了人类的美好情怀与精神境界。“诗庄词媚”，诗重庄肃蕴敛、雅正刚挺，词尚谐婉有致、豁朗纤艳，二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可谓“并蒂花开一树香”，它们不仅成为中华文化永远的经典，而且也构成世界叹为观止的永恒遗存。

    于溟跃（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