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谈道，教师节前夕习近平参观北师大时，向北师大出了一道“难题”。在参观校史展览时，习近平发现老校长林励儒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的落款竟为“林〇〇”，他的当场提问难倒在场所有人。北师大经翻阅相关校史档案和调查后表明，当日展出的林校长书信系公函草稿，“姓氏+〇〇”式的落款也曾多次出现在该校校长的公函里。

　　习近平在北师大看到的姓+圈圈，这是旧式公文中的书姓阙名。

　　书姓阙名制度，是由宋以前的“阙名自押”制度演变而来。古代盛行避讳，不仅公文中避免运用犯讳字样，即使某一公文中已使用了长官姓名，文书工作人员起草、誊写时也不敢直书其名，而要在长官官衔后空出书名位置，谓之阙名；留待长官审核认可后亲笔填写，谓之自押。两者合称“阙名自押”。长官在官衔后阙名亲笔押名，遂表示已审定全文，批准生效发出。例如少林寺《武德四年告少林寺文》，“世民”二字与通篇字体不同，即为自押之故。

　　阙名自押制度至宋代废止。因公文如数处阙名，就要数度亲押，颇为繁复，难免偶有疏漏，久而久之相沿成习，徒具阙名之形，而无亲押之实。在清代档案里，许多官衔后仅有姓而无名讳就是如此。

　　在民国时代，避讳制度已不存在，然而机关、学校的公文起草的文牍（上行文）中，“书姓阙名”甚至圈圈阙名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在长官的姓后面画了圈圈，就是草稿中略去了长官的名讳，这种情况在档案里面比比皆是，不足为奇。然而这种旧式公文草稿款式一般藏于兰台，难得一瞥，对今人来讲肯定有些陌生。（致予 摘）